关于古蜀国，历史记载极其简略，且多带有神话和传说性质。因此，要正确了解古蜀国的历史，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在众多的古蜀文明遗址中，三星堆是最为核心的遗址，它的发现和发掘使得扑朔迷离的早期古蜀文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雷雨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研究员。30多年来，他主持和参加了什邡桂圆桥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雅安沙溪遗址、什邡船棺葬墓地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古蜀文明重要遗址、墓葬以及越南义立遗址的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目前正主持《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2012-2018年三星堆遗址系列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以及“十四五”期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

　　在讲三星堆之前，雷雨首先聊起了一段记载于上古典籍中的“古蜀历史”。他说：“古蜀国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个古老国家。‘蜀’这一名称曾多次出现于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曾参加过武王伐纣之战。根据西汉史学家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记载，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朝。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国所灭，蜀地从此纳入了中央王朝统一管理。”

　　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 青关山夯土台疑似“宫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一个个新发现不断颠覆人们对古蜀历史的固有认识。雷雨称，上世纪50-70年代，四川多家考古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对月亮湾台地进行了小规模试掘，认识到三星堆遗址应为古蜀文化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很多人去过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那里展陈的精美绝伦且造型独特的青铜器让人啧啧称奇，但大多数人对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和规模不甚了解。雷雨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持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150平方公里)、考古勘探(12平方公里)和考古发掘(20000平方米)工作。

　　雷雨说：“目前，我们已基本掌握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和保存状况，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代遗址。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是分布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夏商时期古城——三星堆古城(一大城、数小城，先小城、后大城)，随着‘十二五’以来聚落考古工作的开展，城址的布局开始逐渐清晰，一个都邑性遗址的面貌已逐步显现出来。”

　　据了解，多道城墙将三星堆古城划分成若干个不同的功能区，由于在月亮湾小城的青关山夯土台上发现了商代大型建筑群，因而推测月亮湾小城可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城所在地。青关山大型建筑群共发现3座大型建筑基址，其中1号建筑基址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是南中国地区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

　　出土文物造型奇异 纵目面具曾被误认为是太师椅

　　三星堆遗址迄今出土了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文化遗物逾5万件，1986年发现的两个商代晚期的“祭祀坑”，更是出土了一大批前所未见、造型奇特的器物。雷雨说：“除部分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的玉器、青铜礼(容)器外，很多都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辉煌同时又最为独特的部分。”

　　在雷雨看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祀用具等为造型主体，对在宗教礼仪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着墨颇多。“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权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征。”他说。

　　聊到这里，雷雨展示了一张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刚出土时，发现它的陈显丹教授与其合影照片。“这个面具刚被发现时是倒着埋在2号‘祭祀坑’里的，对于这个中空的U形器物，纵使像陈显丹教授这样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也从未见过，所以当时误以为这是一个青铜太师椅。”雷雨称，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反映出古蜀人对“人与神”充满想象力的独特理解以及古蜀国上层独特的权力架构。

　　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 显示三星堆并非“闭门造车”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南部的祭祀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小规模试掘，取得重大成果：在1986年发现的1、2号坑周围又发现了6个“祭祀坑”，面积3.5-19平方米不等。雷雨表示，新坑里发现的文物呈现了三星堆的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总的来讲，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当属陶器和石器，这些最常见的日常用品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

　　雷雨说，与此同时，三星堆文化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印迹，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人像、神像为青铜器造型主体以及崇尚黄金的传统或习俗，在同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它例，因此客观上不排除三星堆文化与更远地区的文明进行了交流与互鉴，但目前我们找不到这种联系的直接证据，或者说在更远地区找到相似度较高的同类器。因此，可以理解为它们是古蜀人有可能在借鉴其他文化因素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他说。

　　雷雨强调，三星堆几个“祭祀坑”里出土了很多前所未见、与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的认知有较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来自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青铜礼器制度和尚玉传统以及可能源自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和尚金习俗，在四川盆地产生了碰撞和交融，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看似怪异的东西仍然可以视为地域文化范畴。”他说。

　　中原文明元素比比皆是 1、2号坑龙形饰件多达29件

　　在很多细心的观众和历史爱好者眼中，一些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中原地区同时代文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雷雨的讲述更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即便那些看起来最怪异的青铜器，身上也有很多中国元素和符号：比如青铜跪坐人像手里拿的牙璋(中原礼器)；1号青铜大神树上的自天而降的飞龙、青铜大立人的龙头座和上面的龙纹，都是典型中原符号，且1、2号坑光是单独的龙形饰件就有29件之多。”

　　此外，雷雨还介绍，三星堆青铜器上出现的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回纹、岐羽纹、炯纹、窃曲纹、云目纹、勾云纹、圆珠纹、重环纹、波曲纹、几何形云雷纹、蝉纹等，几乎是一整套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它们被应用到了大立人、小立人、兽首冠人、凸目大面具、人身鸟爪形足人、神树、神坛、神殿等看起来最怪异的器物上。”他说。

　　说到这里，雷雨引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所说的一句话：“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够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雷雨表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众多区域性文明中发展程度最高、同时也最为独特的一支，它以鲜明的地域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呈现出独特而瑰丽的文明特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李学勤那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是，尽管它很独特，但它仍然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星堆虽然很特别，但仍然很中国。”雷雨说。

　　三星堆于2013和2022年两次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雷雨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就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后世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而言，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整体来说没有达到中原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的锻打利用等方面，则超过了中原。”

　　最后，雷雨总结道，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以独特瑰丽的造型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更实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