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海报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科幻满足了何种来自大众的普遍需求，科幻成为国家文化场域内的主流意味着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幻文化被要求与科普事业紧密绑定，科幻被赋予向大众和青少年普及科学的职责，长久地为青少年教育乃至儿童文学服务。事实证明，这一面向理工科教育的“科普”侧重，培养了大量理工类人才，使得崇尚科学、重视实际的价值取向逐步成为一种民族共识，为我国的科技建设作出了贡献，完成了其独特的历史使命；而近十年来逐步发生的“中国科幻崛起”，则更多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学层面的价值操演，表现在公共讨论、观点争端乃至信息茧房内社会各阶层普遍心态的内在冲突之中。
当科幻摆脱了“科普”在某种意义上施加的枷锁，被指向对未来更高层次的人类社会构建的期待之时，当今围绕《三体》和《流浪地球》等IP的讨论与争端，也成为观察这即将到来的“科幻盛世”的现代神话学范本：科幻文学自带的“仰望星空”式的浪漫主义感召，终将面临时代的全新考验——中国科幻能否如其文笔中飞扬的想象力一般，冲破重力速度，突破刘慈欣笔下那“太沉重的现实的引力”（《三体》角色叶哲泰语）？
“中国科幻崛起”：“刘慈欣”与“硬科幻”的崛起
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是：中国科幻文学的崛起，就是刘慈欣的崛起，如今进入公共讨论场域的中国科幻，就是刘慈欣的科幻。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十多年前的评语“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现在看来可谓金口直断，科幻圈借《三体》“主不在乎”的梗称刘慈欣为“主”也绝不夸张，2015年《三体》被翻译为英文在美国上架并获雨果奖也正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和进入大众视野的标志性节点。把一个领域的集体成就归结为一个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当代传播学的痼疾，中国科幻文学同期也确实还有如王晋康、韩松等优秀作家，但任何试图将刘慈欣归结为普遍浪潮中的一朵浪花的非英雄主义叙事都是不客观的：刘慈欣的作品在想象力、可读性、人文蕴涵、IP可转化度以及传播价值上，与中国其他科幻作家相比都是断层式领先的，他就宛若中国篮球的姚明，中国田径的刘翔，是真正“单枪匹马”的世界顶级。不仅当下我们讨论的“出圈”、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幻都来自刘慈欣，并且未来即将上映的、被寄予为中国科幻事业推波助澜之厚望的影视改编同样如此。从2019年江南原著的《上海堡垒》“史诗”级别的惨败，被认为是“把中国科幻电影刚打开的大门又关上了”开始，中国科幻崛起就基本被确认为是一个属于文学研究领域的个人英雄拿破仑式神话。

《超新星纪元》书封

那么此时，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就令人激动地翻转了：当然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环境塑造了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准确反映了海湾战争时期中国对美国强大军事力量与征服心态的警觉，《全频带阻塞干扰》几乎就是对百年前八国联军侵华历史的重新书写，也都存在当时的社会时事话题在作者心理中的潜意识反映；《三体》更是在初版封面上就直书这是“以光年为尺度重新演绎的中国现代史”，这绝非书商的夸大宣传，而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家之论。更重要的是，当刘慈欣成为中国科幻的代名词、中国科幻走向大众视野之时，更是刘慈欣个人的科幻风格塑造了中国的大众科幻文化。“言必称三体”尽管是小众科幻圈子嗤之以鼻的反面教材，却是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发生的既定事实——一个人如果阅读了相当数量的刘慈欣作品，那么说他对中国科幻已经有了大致了解，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这种刘慈欣作品与中国普遍大众心态的“双向奔赴”，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科幻圈乃至大众口味中对“硬科幻”的热衷。根据四川大学科幻研究专家姜振宇的研究，将科幻文学做“软硬”之分源自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幻作家试图提升科幻文学地位的话语权争夺。科幻文学在起源上是与奇幻、恐怖小说一类的“低俗商业文学”，长期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科幻界试图借助科学技术知识的“硬核”来提高科幻文学的社会认知地位，将“硬科幻”与更加商业、类型杂糅的“太空歌剧”区分开，来巩固自身圈层的本体论价值。实际上，这一区分从来都不是普遍的、明确的学术概念，也在美国科幻文学进入新时代后逐渐消亡（当代欧美“幻想文学”范畴更加模糊了奇幻、恐怖、科幻小说之间的界限）。
不过，这一概念非常贴合中国的科幻文化环境——早期中国科幻文学以“科普教育”作为主要的实用价值和本体论证明，此时科普的内容是否“硬核”就不再是一个纯粹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对错”的问题：可以将科学知识剔除、替换，也不影响作品主题表达的“软科幻”在这层意义上挑战了国内科幻文学基本的合法性，因此自然处于被打压和鄙夷的底端，而这种观念哪怕在“科普”意义已经逐渐消散，科幻文学走向文化产业开发和价值表达的新时代，也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了一种“中国传统”。而这恰好是刘慈欣作品的特长所在。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具备美国五六十年代“黄金时代”科幻对科学技术和人类人文精神的高度崇拜底色，被认为是充满奇思妙想的“点子文学”，但基于刘慈欣丰富的理工学科学养，他的“点子”在匪夷所思和有理可循之间取得了微妙而难得的平衡——如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的“流浪地球”，实现超距离通信的“智子”，强大文明投入“二向箔”将太阳系“二维化”等，都属于虽然严格深究并不符合实际科学原理，但都具备一定理论基础，足以说服读者的“硬核”设定。读者强烈的“真实性”感受，促使他们不仅将刘慈欣的作品视为“科学幻想”，更视为“科学的幻想”，是必然发生的预言，刘慈欣是“主”一般的大巫先知。

刘慈欣接受媒体采访

另一方面，刘慈欣作品的“硬核”观感也来自于他对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涉猎。尽管在诸多社会学者和文学研究者眼中，刘慈欣的人物塑造和对未来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解和描绘都比较浅白独断，但毫无疑问，刘慈欣在作品中体现的实用主义、生存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的价值倾向，是与其对科学精神的崇拜密不可分的，这也与我国在倾向理工科的教育体系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产生了共鸣。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科幻”文学，刘慈欣的作品却经常被当作社会学范本甚至现实时事讨论的焦点被推向大众，引发的并不是科学层面的影响而是人文社科层面的，他对未来人类的政治局势、社会阶级、日常生活的猜想，比如《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更是体现了“科学家治国”的绝对理性精神。高度契合当代中国“科教兴国”所带来的大众思想观念，使之与充斥着传统封建历史观念的“太空歌剧”、奇幻文学拉开了一定的“深度”距离：在“高度理性”前提之下对待人性和人类较为直接乃至“残忍”的情感倾向，“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三体3》角色维德语），恰好是这个时代的“狼性”和达尔文主义的掠影，也得到了最为普遍的读者群体的追捧。
不仅在科学设定上“硬核”，在社科层面也被认为“硬核”（这里的“硬核”并非指理论体系的坚实，更多指向其对待人性和人类的情感倾向），这是刘慈欣作品接受层面的一大特色，也因为刘慈欣至高无上的唯一地位，成为中国科幻不容置喙的评价标准。由此可知，“中国科幻”的崛起，既是刘慈欣个人的崛起，也是一种“硬科幻”审美心态的崛起——这恰好是“中国科幻”相较于当今世界科幻强烈的异质性特征，也由此敞开了中国科幻与主流文化合流的可能性。
《流浪地球2》和《三体》的“粉圈”：多数人的“政治正确”？
“中国科幻崛起”在经历了2015年《三体》获雨果奖、2019年《流浪地球》取得前所未有的商业成功之后，在2023年开年的影视行业中迎来了真正的“大爆发”。春节档电影头号种子《流浪地球2》携“中国重工业大片”“革新中国电影”“带领中国电影产业走向真正的工业化”之名，引发了席卷整个公共讨论场域的腥风血雨，腾讯出品的电视剧《三体》也以忠于原著的实干精神、出色的演员表演和忠实的影像呈现，高度鼓舞了科幻圈和感兴趣的观众，一时间，“中国科幻”已成为大众讨论场域中被多数人普遍接受的“正确”。如今走进任何一个网络论坛，对《流浪地球2》和电视剧《三体》的高度评价都已是一种共识，甚至对《流浪地球2》的负面意见会被认为是诛心之论，是有害于中国科幻崛起、中国重工业电影发展乃至更高层次的宏大叙事的，已然具备“粉圈”乃至“政治正确”的特征。

《流浪地球2》海报

《流浪地球2》是一部优秀的当代商业电影，提供了大量不逊于世界顶尖水平的特效场面与视觉奇观，背后建立了一整套足以启示整个产业的工业化制作流程，并且大胆地突破了前作还保留的传统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三幕剧剧本模式，试图以扎实的“纪录片”体进行对宏大叙事的影像化尝试，也在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地探讨了AI和数字生命等“后人类”话题。虽然不可能与前作在2019年开天辟地的历史性地位相比，但绝对也是中国科幻电影史上划时代的制作。当然，《流浪地球2》作为商业电影存在不少“反商业性”的元素，比如并不按照观众心流设计的非传统叙事，被展现视觉奇观和科学概念所打断的影像节奏，过于宏大而细致程度不足的情感书写，这使得《流浪地球2》最终的大陆票房可能落在40亿元上下（基于猫眼数据预测），低于第一部的46.87亿元——也正是这一点，在公共讨论场域带来了一场由信息茧房引爆的惊涛骇浪。
在科幻圈看来，《流浪地球2》是一部优秀的，甚至是最优秀的，在全世界和历史范畴上都是顶级的科幻电影，它的票房低于同档期的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历史类架空电影是不合理的。正是这个其实并不了解电影产业、完全站在科幻圈角度的主观判断，导致了这场长达半个月，哪怕到春节档期结束都无法平息的网络舆论运动。高度称赞《流浪地球2》，从场内到场外全方位批判同档期的《满江红》，宣扬“这场票房之战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的立足之战，甚至是意识形态之战”的煽动性言论更是在这场网络舆论战中赢得了绝对胜利，构建了一种全圈层、全阶层、全平台的高度统一：哪怕是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时，都未曾见有如此高度统一的舆论环境。
那么，《流浪地球2》不是春节档票房第一必然是不合理的社会乱象吗？有关于是否“偷/注水票房”的争端，有关于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观众接受程度的争端，有关于《满江红》部分参与者的意识形态争端，并没有在现实中完全改变亿万观众的观影感受，最终也没有改变张艺谋拍出职业生涯大陆票房最高、也得到相当数量观众拥护的类型片的事实。“事出反常必有妖”（《三体》角色史强语），争端各方都已经进入了无法被说服的“粉圈”甚至宗教模式，也许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场争端从根本上展现了各个圈层之间越发严重的交流隔离，公共讨论场域高度的信息茧房化，以及伴随着“中国科幻崛起”，科幻圈进入主流时对自身高度的“自信”，或许也存在需要调整的空间。
人人都爱看科幻片吗？中国科幻掌握的在网络舆论上的话语权和主流地位，同时意味着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就在春节档争端的另一头，同样质量出色的电视剧《三体》遭遇了爆款电视剧《狂飙》的关注度压制，诸多证据指向仅仅依靠刘慈欣的中国科幻才刚刚进入主流，距离真正统治主流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时，这种席卷整个公共讨论场域的党同伐异，绝非中国科幻给大众提供的首要印象。固然，欣赏和理解科幻作品确实存在教育水平、生活环境乃至个人性格禀赋上的门槛，但这种“门槛”绝不应该是某种权力的操演，不该形成审美的霸权乃至成为某种“正确”；一种独断的、情绪化的对现实情形的主观判断和对行业专家极端的“不相信”（比如对电影票房统计行业和相关从业者的完全不信任），也绝非如今掌握相当程度的网络话语权、深受理工科教育影响、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青年人应该持有的——“粉圈”是人类的本性，但如果中国科幻形成了“粉圈”，未免也太“软科幻”了。
“崛起”的真的是中国的“科幻”吗？
前文提及，“中国科幻崛起”，真正开始成为主流文化的第一步，来源于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于2015年花落《三体》：从一开始，中国科幻的崛起叙事，就与国家层面主导的“文化输出”期待密不可分。《三体》确实是文化输出的成功例证，英文版本在国外卖出近二百万册，在日本成为爆款，逐步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幻IP，Netflix（网飞）改编电视剧的工作提上日程，《三体》和刘慈欣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认可。在诸多“文化输出”的尝试中，《三体》和其代表的“中国科幻”是目前最受关注、可能性相对较大的一种，两部《流浪地球》都尝试了在世界范围上映，累计斩获了近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票房，《三体》电视剧配上英文字幕也在外网得到一定关注，这是近年日渐内卷的中国文化产业难得的“国际化”成就。

《三体》剧照

不过，国际上对《三体》和《流浪地球》关注度的差异，其实也正体现了国人以“文化输出”心态和国际上以“优秀科幻作品”心态看待刘慈欣的不同。从理念层面，《流浪地球》系列骄傲的宣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集体主义精神战胜灾难”；从具体书写看来，影片中对各个国家政治决策层面的刻画，也是当今复杂的外交局势里中方所持观点的正面写照。在“文化输出”支持者看来，《流浪地球》系列不仅展示了中国也具有高超的特效商业片拍摄水准和强大的电影工业化能力，更也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平台，“不是独自逃亡而是带着地球逃亡”“不是诺亚方舟而是愚公移山”“不要数字生命而要实际生活”等迥异于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念表达，成为《流浪地球》系列被寄予“文化输出”厚望的本质驱动力。
相较《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仅论电影，实际上《流浪地球》原著的价值观表达与电影改编是存在差异的），《三体》和其“忠于原著”的影视化改编，则相对不具备这个驱动力。《三体》原著中对叶文洁的人物塑造和动机的细致书写，对中国现代史的书写和对中国参与的未来国际化社会的畅想，相较于《流浪地球》系列表达都更加含蓄。可以想见，未来很可能存在按照欧美价值观念改编的网飞版《三体》与尊重原著的腾讯版《三体》之间的争端，但这种争端是否能高过本次春节档的针尖对麦芒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进一步拆解《三体》与两部《流浪地球》电影的价值表达，可以说，相比于《三体》的复杂的读解多元性，《流浪地球》的电影改编更加符合追求“硬科幻”、热爱集体主义宏大叙事、对社会结构和人类组织形式寄托以“高度理性”、深受理工科教育传统影响的当代观众的审美口味，也正是这些在网络上声音最大、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群体，以毫不虚假的、发自内心的真诚，将电影捧上神坛，将“中国科幻”作为文化输出的工具。
那么，现在真正崛起的“中国科幻”， “科幻”真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吗？科幻作家和科幻产业从业者对科幻的热爱和不计成果的投入，是完全体现在商业成就、票房数字、文化输出效果上的吗？万一下一个候选者更加合适，“崛起叙事”将科幻作为一个可替代的能指给更换了呢？哪怕创作者始终保持清醒，但这样的舆论始终是危险的——与此同时，我们的第二个“刘慈欣”在哪里？面对国内“硬科幻”蔚然成风但国际上早已“软硬不分”的现状，我们还需要发展“软科幻”作品吗？我们还需要除了《三体》之外，其他方向的有关人性、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感的讨论吗？我们的科幻在把“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致，在“给文明以岁月”之后，是否要进一步尝试“后人类”的可能性，尝试“给岁月以文明”呢？从更加宏观的文学发展脉络来说，幻想类文学的重心已然从科幻转向了类型杂糅，当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不再如曾经科幻的“黄金时代”那样能够提供如此丰富的素材，越来越多的“科幻点子”如今已成为切实的现实主义书写，属于我们的下一个时代的“科幻”又在哪里？难道还要沿着美国人走过的道路，继续高唱黄金时代的赞歌吗？
这些问题，是每一个热爱“中国科幻”的人也许应该关心的。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指出，我们现在的不少创作，在“硬科幻”的护甲下，“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轻文学性和思想性”“透着一种一眼便能看透的浅薄”。只有一个刘慈欣，只欣赏“硬科幻”，只推崇《流浪地球2》的我们，恐怕还不能如此傲慢地保持盲目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