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为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首个大型古籍专题特展，从展出的66部宋元古籍中可一窥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概貌。

上海博物馆收藏了百十部宋元古籍，且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分为写本、刻本、拓本三种版本类型，而且流传有序，经过历代藏书家宝藏，留下了题跋、批校和观款，钤印累累，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这些古籍内容丰富，遍涉四部，不乏稀见本甚至孤本，资料性强，校勘价值高，同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宋元学术思潮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亦不乏重要的艺术审美价值。

“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纸张的出现并应用于书写和印刷，极大地便利了文字的记录，带来了典籍的繁荣。到了宋元时期，竹纸、皮纸逐渐取代前代盛行的麻纸、藤纸，油烟墨逐渐取代松烟墨，为典籍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尽管抄写之本也一直与印本并行存在，但印本逐渐占据主流，中国步入了典籍的印刷时代。在雕版印刷进入黄金时代的同时，拓印技术也逐渐发展成熟。“吾国镌印书本，泰西史家称为世界创获之举，即纸墨之精良，小道可观，在七八百年前亦足夸耀寰宇。”印本更快地促进了知识的生成、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传播，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宋元时期，经济富庶，教育发达，科技进步，文化昌盛。在这一大背景下，印刷术得以发展壮大，而又反过来促进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自宋初士大夫阶层崛起，带动了儒学与佛学的复兴，进而促进文学、史学、艺术的高度发展和金石学的兴起，在学术思潮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宋元时期刊刻典籍数万种，其实同时也是宋元时期学术思潮新变下的产物。

宋元时期刊刻典籍数量很多，但流传至今，存世数量稀少。上海博物馆收藏了百十部宋元古籍，且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十分珍贵。

一、儒学典籍

自汉武帝推尊儒术始，儒学作为官方哲学，学习儒家典籍因而成为干禄的重要途径。东汉熹平年间，朝廷始刊儒家经典于石。后唐宰相冯道于长兴二年（932）依《开成石经》而刊刻九经，是史上首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宋元时期，官方多次刊刻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正经”，而书坊、私人刊刻者则不计其数。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部元刻明修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十卷【图1】。此本原版左右双边，双鱼尾，是元刻本的版式风格，而明代修版的版式则是四周单边，单鱼尾。从内容上来看，原版更值得重视。而从修复的角度来看，修版呈现出不同的版式风格以及与原版内容上是否有差异，也值得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

图１元刻明修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十卷

宋代抑武崇文，改革科举制度，扩大取士名额，儒生的地位空前高涨。随之而来，儒生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积极投身与社会建设和政治事务中，并不断促进儒学的自我革新，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复兴。“宋儒变汉唐经学之古，而从中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形态，就是理学，或称道学。《宋史》于《儒林传》外首次设立《道学传》，准确地揭示了学术文化领域的这一新变。”理学家们热衷于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阐发和解释，产生了大量经解。元承宋制，以儒治国，自延祐科举始尊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元代除翻刻唐、宋注解的经书外，元经学家如吴澄、胡一桂、赵汸、赵惪、汪克宽、陈皓、熊良辅、董真卿、董鼎、王充耘、朱祖义、罗复、俞琰、李简、李廉、李公凯、敖继公、齐履谦、林泉生、保八等二十余人解释各经的著作，今均有元刻本流传。”此外，宋儒于五经系统之外，新建了一个四书系统，以作为进入五经的阶梯，从而实现他们复兴儒学的抱负。据统计，宋代四书类著作有783种，元代四书类著作有290种。上海博物馆藏一部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存七卷）【图2】。这个本子具有典型的建阳坊刻本的风格，版式紧凑，字体遒媚飘逸,吸收了赵孟頫的书法特征。“大德八年（1304）到至正五年（1345）40年间，勤有堂刻书甚多，是元代建阳最负盛名的书坊。”勤有堂还刻过宋辅广《诗童子问》二十卷、宋严粲《诗缉》三十六卷、元董鼎《书集传辑录纂疏》六卷《朱子说书纲领辑录》一卷、元陈诗凯《书蔡氏传旁通》六卷、元胡炳文《四书通》二十六卷等。

图２　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仪礼》十七卷《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存七卷）

与儒学发展、兴盛相应，宋代的科举文化也不断发展。“宋仁宗时代科举考试有关经学的部分，开始强调大义，和当时学术界研究经学不局限于章句训诂而好发挥义理的趋势，可以说是互相呼应。”宋景德四年（1007），礼部据《广韵》颁布《韵略》，作为举子应试的审音定韵的标准。此书今已不存。景祐四年（1037），丁度等奉敕重修《韵略》，成《礼部韵略》五卷附《贡举条式》一卷。“其增修、翻刻之频繁，刊布流传至广泛，对宋人影响之重大，远远超过宋代其他官修韵书。”其增修本主要有《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和毛晃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简称《增韵》，上海博物馆藏一部元刻残本（存一卷）。此书宋刻本存世者仅三部，版式为半叶10行，行16字，注文小字双行，行32字。元代日新书堂、妃仙兴庆书堂、罗溪书堂等均有刻本，存世较多，版式皆为半叶11行，行14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8字。因缺少关键信息，我们无法确定此本的具体版本。

理学的兴盛，引起讲学之风，他们的语录、讲义之作大量刊刻。理学宗师朱熹为二程编印过语录，而他的言论则被弟子门人编纂成书而刊印行世。上海博物馆所藏元泰定元年（1324）梅溪书院刻本《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存《前集》二十五卷）【图3】和元刻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存十八卷）【图4】，显然是元代推尊程朱思潮下的产物。前书是朱熹后学摘录朱熹言论的汇编，“朱子平生学问大端，具见于此”；而后书祖述朱熹学说以言性理、治道，其作者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理学的正宗传人。从版本上看，前书是《经济文衡》现存的最早版本，后书版本未见著录，颇具价值。

图３　元泰定元年（1324）梅溪书院刻本《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存《前集》二十五卷）

图４　元刻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存十八卷）

二、佛学典籍

佛学华化之后，礼佛者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影响至巨，以致唐代韩愈极力排佛。但他所排斥的是佛教，而非佛学。宋初，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亦延续韩愈而排佛。“宋学进入繁荣期以后，儒者在对待佛学的态度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知识分子嗜读佛典蔚为风气，二是从一般的反对佛教转向从学术上对释氏进行批判，三是大规模吸取佛学以改造和充实儒学。”苏轼就表现出对儒、释、道三家的兼收并蓄。至于理学家如周敦颐、张载、王安石、二程等人，也都援佛入儒。即使是集宋学之大成的朱熹，在力辟佛、老，坚持继承孔孟道统的同时，也能注意吸收佛学中的合理因素，完善儒学的思想体系。而他与佛门弟子大慧宗杲、开善道谦师徒有着很深的交谊。儒佛之争又促进佛学自身产生世俗化倾向。民间抄写或诵读佛学典籍，以做功德，期望可以祈求福祉、禳除灾苦，故其需求十分广泛。

古代抄写的佛经，既有官方颁赐，也有民间发愿抄写。至于抄写人，既有官方的译场人员，有职业写经生，也有民众。由敦煌文献可知，宋元时期延续了前代抄写佛经的习惯。现存写经多为敦煌出土本，而上海博物馆所藏7件则是传世本，别具价值。其中5件题有纪年。北宋开本六年（973）六月十二日，杜遇为做功德，以金银粉写《妙法莲华经》十部，文字结体端庄圆融，卷前经变画线条流畅灵动。上海博物馆藏二件残本，均为瓷青纸，一件存卷一卷端佛画及题记【图5】，由原来的经折装改装为卷轴装；另一件存卷五，经折装，首题、译者姓名、品题及正文中“佛”字用金粉书写，正文其余字及尾题用银粉书写。北宋淳化五年（994）《佛说金刚香菩萨大明成就仪轨经》三卷（存一卷）【图6】，是官府写本，由宋代译经高僧施护（？—1017）翻译。由翻经题记中的身份、姓名信息可知，“其译场组织与隋唐以来固无殊也”。北宋皇祐元年（1049）写《胞胎经》一卷【图7】，尾题写明由“苏州长洲县尹山乡弟子何承臻并妻徐氏二娘舍净财写”，“以保身位安康”。宋代信众延续了此前的习惯，割资施财，请人写经，作为功德，以求祈福禳灾。本卷当视作僧侣写经，笔力遒劲，书写整饬，沿用了行17字的佛经“标准制式”。南宋绍兴四年（1134）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代有明确抄写年代写本中最晚的一件，为民间写经，残破较为严重。此卷已见行书笔意，书写风格有着明显变化，但与一般民间写经的仓促草率截然不同。上海博物馆另藏有2件无纪年的佛经写本，经研究，也是宋代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存一卷）【图8】，为《大和宁国藏》零卷，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大和宁国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书写风格一致。关于《大和宁国藏》，现在所知有限。虽然，其中一些字如“願”等保留了唐人书写风格，但也有一些字如“卷”“所”等呈现出鲜明的宋人风格。《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存一卷），宋施护译。其卷首题记中有“时大观三年八月”，因此李伟国先生以为是“北宋大观三年福建写经”，实则不然。此卷为日本镰仓时期高山寺照《崇宁藏》抄写，时代约当南宋到元朝。其书写风格不类中国，文字多超出底格。在写本中，往往有一些照录底本题记时间不加改动，还有后世补题时间甚至伪题时间的，给断代造成了一定困扰。

图５　北宋开本六年（973）杜遇写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存卷五）

图６　北宋淳化五年（994）官府写本《佛说金刚香菩萨大明成就仪轨经》三卷（存卷上）

图７　北宋皇祐元年（1049）写本《胞胎经》一卷

图8　宋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存一卷）

至于宋元时期佛学典籍的刊刻，则可谓轰轰烈烈。仅《大藏经》，宋代刻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明州藏》《碛砂藏》七部。官刻《开宝藏》为各种佛藏的祖版，采用卷轴装，版式为每版23行，行14字；其余六部均为私刻，采用经折装，版式为每版5或6折，每折6行，行17字。在中原王朝之外，其他政权也崇尚佛教，刊刻有《大藏经》。辽刻大字《契丹藏》和小字《契丹藏》各一部，金刻《赵城藏》，西夏刻汉文《大藏经》及西夏文《大藏经》各一部。至元代，除补刻《赵城藏》《碛砂藏》外，还刻有《普宁藏》《元官藏》和《毗卢藏》等。上海博物馆藏《赵城藏》零种一轴，为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解州天宁寺刻赵城金藏本《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佛说弥勒来时经》一卷【图9】。其刀工遒劲，字体端丽，扉画《释迦说法图》线条流畅灵动，印刷精美。《赵城藏》装帧和版式继承了《开宝藏》，而部分经卷“题记中保留的宋代年号有开宝、咸平、天圣、绍圣等，这些都是覆刻《开宝藏》的遗迹”，属中原系统。上海博物馆还藏有元至元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大藏经局募刻本《普宁藏》零种4部，分别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存一卷）、《佛说一向出生菩萨经》一卷、《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图10】、《大乘庄严经论》十三卷（存一卷）。其纸质细光，字体刚劲，刻印皆精，属南方系统。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有扉画，封面蓝色；其余三部无扉画，封面驼色，而《金刚场陀罗尼经》仍存驼色护衣，保留了原貌。

图9　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解州天宁寺刻赵城金藏本《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佛说弥勒来时经》一卷

图10　元至元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大藏经局募刻本《金刚场陀罗尼经》一卷

《大藏经》之外的单刻佛经及其注疏，流传更为广泛，今人已经无法确切统计其数量。其版式亦无定制，而刊刻机构涉及官府、书坊、私人及寺院。释不空译《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又称《宝箧印经》。此经由吴越国王钱俶刻印，供养与雷峰塔砖之中，以做功德，因而俗称《雷锋塔经》。现知此经有后周显德三年（956）刻本、北宋乾德三年（965）刻本和北宋开宝八年（975）刻本三种。吴越国虽奉宋正朔，但纳土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因而此本又往往被视作五代刻本。上海博物馆藏北宋开宝八年（975）刻本数部【图11】，刀法成熟，但字体略显朴拙，扉画线条不够流畅。其中三部裱为卷轴装，卷前配陈曾寿画，又有数位名家题跋，为之增色。宋临安王念三郎家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图12】，亦为鸠摩罗什译本。上海博物馆所藏本为傅增湘旧藏，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此虽名“家刻”，而从牌记“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志心刊印”可知，实为书坊刻本而非私人刻本。傅氏题跋说此本“实属稀见”，其“字体劲整，图亦古雅，至可宝贵”，因而不能“以寻常宋本视之”，揭示了它的版本价值。

图11　北宋开宝八年（975）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

图12　宋临安王念三郎家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与儒家经典需要借助注疏才能通读一样，汉文佛经文义深奥难懂，在宋元佛学文人化、世俗化、平民化的发展形势下，佛经注疏的需求激增。上海博物馆藏佛经注疏宋刻残本3部，分别是：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存一卷），唐释澄观撰；宋两浙转运司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一百二十卷（存二卷）【图13】，唐释澄观述，宋释净源录疏注经；南宋刻本《金刚记外别解》四卷（存一卷），南宋释观复述。它们均为叶恭绰旧藏。

图13　宋两浙转运司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一百二十卷（存二卷）

三、文艺典籍

总体来说，宋代文学艺术十分发达，成就突出，著述宏富，元代则显衰势。若就典籍刊刻情况来说，宋元人出于追慕、学习的需要而刊刻前代文艺典籍，加上宋元人的著作大多刊刻成书，宋元时期刊刻文艺典籍的总体数量十分庞大。

受《诗经》影响，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宋初尚模仿唐代，王禹偁等模仿白居易，是为“白体”；林逋、寇准等模仿贾岛、姚合，是为“晚唐体”；杨亿、钱惟演、张咏等模仿李商隐，是为“西昆体”。此后，宋元诗人能在吸收唐诗的丰神情韵的同时，别辟蹊径，形成以理趣见长的新风格。散文方面，宋初柳开、范仲淹等人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之后，散文家们秉持韩愈、柳宗元“以文载道”的创作理念，务去陈言，开创了散文创作的辉煌。在中原王朝之外，以金代文学成就最高，而金代文学又以元好问最为著名。他诗祖李、杜，词学苏、辛，文学韩、欧，法度谨严，“蔚为一代宗工”。上海博物馆藏一部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明修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存二卷），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是现存最早的李白诗歌注本。余氏勤有堂即前述《仪礼图》的刊刻者。与李白诗歌注释者稀少不同，宋人“文尊韩柳，诗尊老杜”，杜甫诗歌、韩柳文章在宋代的注释者非常多，以至于出现了“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的盛况。上海博物馆藏一部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传叙碑铭》一卷《年谱》二卷《诗话》二卷（存五卷）【图14】。虽然蔡梦弼的《笺注》全文不存，但宋祁撰《传叙碑铭》、赵子栎和鲁訔撰《年谱》和蔡梦弼辑《诗话》皆全存，为孤本，可以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残本合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成都杜甫草堂亦收藏有有此书残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存九卷）【图15】，各部分原为单行，合刻则大概是南宋建阳书坊所为。宋刻本半叶12行，行21字，“元代覆刻是本，改为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流传颇多，世人多指为宋刊，盖缘未见是本，故致误认。”上海博物馆藏本字体、版式具有明显的元代福建坊刻本风格。此外，国家图书馆和绍兴市图书馆另有元刻残本。明代覆刻元本，亦半叶13行，行23字，存世较多。

图14 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传叙碑铭》一卷《年谱》二卷《诗话》二卷（存五卷）

图15　元刻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存九卷）

宋代文学创作活动十分兴盛。宋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举其著者，有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舜钦、苏轼、“中兴四大家”、“永嘉四灵”等以及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诗人群体。诗歌之外，词体不断发展而成熟，使得词成为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文豪之外，还有张先、柳永、晏殊及其子晏几道、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名家名作，或豪放，或婉约，层出不穷。散文方面，北宋时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等名家辈出；到南宋，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亮、张栻等理学家创作了大量散文。在散文创作之外，还有《三苏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等选本编成印出。元代诗、词、文三体相对衰微，有“元诗四大家”之称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其诗歌成就远不如唐宋时期。不过，元代在文学体裁上有所创新，产生了杂剧和散曲。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嘉定间郭森卿刻本《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图16】、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抚州州学刻本《谢幼槃文集》十卷【图17】，镌刻精良，原来都是潘祖荫滂喜斋的插架之物，都经《滂喜斋藏书记》著录。存世宋刻本绝大多数为残本，而这两个孤本均为全本，为宋本上驷，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谢幼槃文集》曾流落异邦，由杨守敬购回，可谓中日汉籍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元天历元年（1328）范氏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遗文》一卷【图18】，也是潘氏滂喜斋旧藏，经《滂喜斋读书记》著录。从此本中所附签条可知，它曾于1937年在苏州图书馆举办的“吴中文献展览会”展出过。范氏岁寒堂是元代苏州私家刻书的代表，所刻范仲淹集传本较多。而此本值得重视是因为它的版本特征。张元济为潘宗周作《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了此书，是张氏以此书为宋本，版式为“版心白口，单鱼尾”，而“其版心细黑口、双鱼尾，上兼记字数者，为元版补配之叶”。张氏判断版本的理由是“宋刻书体方整，覆本则转而圆润，此中界限，判若鸿沟”。陈先行先生对此书有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其版本应当著录为：“宋乾道三年（1167）鄱阳郡斋刻淳熙十三年（1186）修补增刻嘉定五年（1212）重修元天历元年（1328）范氏岁寒堂修补印本。”他们揭示了此书版片中存有宋版，确为事实。不过，考虑到范仲淹全集内容的复杂性、此版底本南宋鄱阳郡斋本印本不存而无从对照，以及现存多部《范文正公集》二十卷与《别集》四卷、《遗文》一卷合编的传本，其书叶均相同，我们尚不能排除此书雕版鸠工于宋而蕆事于元的可能性，所以沿用旧著录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还需特别指出，此书《遗文》一卷，其作者应为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各目录书均失录范纯礼，应予改正。元后至元三年（1337）范氏岁寒堂刻本《文正公尺牍》三卷可与前书合为一编，但上海博物馆所藏之本并非潘氏旧藏，天头、地脚均经裁切，故另算一书，予以单独编号。同为潘氏滂喜斋旧藏、经《滂喜斋读书记》著录的还有南宋乾道刻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图19】。书中有黄丕烈两跋，说此本“目录及上卷与中卷之二叶、四叶犹宋刻也”，“前目录后有《淮海闲居文集序》四叶，尤为可宝”。其余书叶则是明末清初藏书家朱之赤的抄补。此本后归吴湖帆收藏。同为吴湖帆收藏的还有宋刻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目录》二卷（存二卷）【图20】。此本曾由黄丕烈、汪士钟等名家收藏，又有吴湖帆配画，为之增色不少。旧藏于徐乃昌的元刻本《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七卷（存五卷），是此书的最早刻本，传本稀少，海内另有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藏一部。至于宋刻本《庐陵欧阳先生文集》六十四卷（存二卷）、南宋绍兴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存七十二卷目录二卷）【图21】，则为海内孤本，皆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王文公文集》版心有无鱼尾、单鱼尾、双鱼尾三种形式，应当不是一时所刻。今后修订刻工类工具书时，应注意其间差别，予以细化。其书纸背公文、信札很值得重视，上海博物馆于1990年将其影印出版，名为《宋人佚简》。陈先行先生认为“纸背之信札很可能是抄录的副本而非真迹”。

图16　南宋嘉定间郭森卿刻本《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

图17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抚州州学刻本《谢幼槃文集》十卷

图18 元天历元年（1328）范氏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遗文》一卷

图19　南宋乾道刻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

图20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目录》二卷（存二卷）

图21　南宋绍兴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存七十二卷目录二卷）

艺术方面，知识分子的崛起，促使了宫廷派、世俗派之外产生了文人派。文人在追求艺术化表达的同时，也注重对艺术理论的探索。与之相应，产生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五代名画补遗》《名画见闻志》《书画史》《广川书跋》《广川画跋》等艺术理论典籍。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二卷【图22】，为梅花写像百幅，是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也是一部孤本。吴湖帆改装时为之配时人所绘梅花图五幅【图23】，版刻的墨梅与绘写的彩梅相映生辉，令人赏心悦目。

图22　南宋景定二年（1261）金华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二卷

图23　潘静淑、吴湖帆　绿萼梅

四、金石典籍

金石之学兴起于宋代。朝廷的奖掖、学术环境的宽松，加上传拓技术高度发展，为金石学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金石文献有益于考经证史，士大夫收藏、研究金石文献蔚然成风，进而形成了金石学。黄立猷《金石书目》著录宋代金石学者22人，著作30部；元代金石学者5人，著作5部。其中堪称名著者有吕大临《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陈思《宝刻丛编》、王象之《舆地碑目》等，而元潘昂霄《金石例》是第一部金石义例著作。宋初，朝廷诏天下，求古碑文。此后，朝廷重视儒学，北宋嘉祐石经和南宋绍兴御书石经先后刊刻。这些举措大力推动了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与之相应，石刻的拓本或称墨本也开始大量出现。欧阳修《石篆诗》“山中老僧忧石泐，印之以纸磨松煤”，说的就是李阳冰《庶子泉铭》的拓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一字石经和三字石经，是以纸张捶拓的石刻文献当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存世唐拓本有原藏敦煌石室的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神策军碑》《金刚经》。存世宋拓本数量不多，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数据。其特征是纸墨精良，拓工讲究。元代国祚不足百年，碑石产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小，校碑时往往难以发现明确的参照来区分宋拓还是元拓，因而学界往往将元拓本混称为宋拓本。

一般而言，碑石的宋拓本多为剪裱本，鲜见整拓。其内容则多为汉、唐碑，尤其是《孔子庙堂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怀仁集王圣教序》《李思训碑》《麓山寺碑》《麻姑仙坛记》等唐代名碑。《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文并书丹，唐睿宗李旦篆额，唐贞观初年立碑，不久毁佚。武周重摹，石亦不传。上海博物馆所藏宋拓本为宋王彦超重摹“陕西本”，为清宫旧藏。《九成宫醴泉铭》，魏征撰文，欧阳询书丹，唐贞观六年（632）刻石。碑石今在陕西麟游县，破损较严重。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拓本是现存最早的拓本，旧藏于明驸马李祺。上海博物馆所藏三册均为南宋拓本【图24】。《皇甫诞碑》，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丹。碑文不书刻立年月，罗振玉《读碑小笺》考证为唐贞观十七年（643）刻。碑石明代已断裂，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拓本一册【图25】。《怀仁集王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序，唐高宗李治撰记，唐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唐咸亨三年（672）刻石。碑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碑宋拓本存世较多，上海博物馆藏六册，或北宋拓“慈”字未损本【图26】，或南宋拓未断本【图27】。《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都是李邕撰文并书丹，前者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一册，后者藏二册。李邕所书《法华寺碑》的宋拓孤本，亦藏上海博物馆。颜真卿书《大字麻姑仙坛记》宋拓本，上海博物馆藏一册及一残本（存2开）。至于张旭楷书《郎官石柱记》的宋孤拓本【图28】，明王世贞旧藏，由孙伯渊捐赠上海博物馆。孙氏所捐赠者，还有前述《李思训碑》及宋拓孤本《方圆庵记》。《方圆庵记》系沈周旧藏。此外，上海博物馆还藏有姜晞书《姜遐碑》、张从申书《李玄静碑》及佚名书《碧落碑》宋拓本各一册。至于金刻金拓《蜀先主庙碑》，为唐顺之旧藏，又经刘鹗、吴湖帆收藏，亦为孤拓。而更值得注意的一部宋拓孤本，是徐勉撰文的《梁萧敷及敬太妃墓志》【图30】。南朝屡有碑禁，碑石存世者很少。此拓为潘祖荫极为珍视之物，传吴湖帆后，吴氏将其与前述《梅花喜神谱》等列为吴氏文物四宝之一。上述宋拓本的碑文往往由名家书写，于是在郡望、世系、职官、地理等史料价值之外，它们又成为学习书法的必备品。

图24 南宋末拓本《九成宫醴泉铭》

图25　南宋拓本《皇甫诞碑》

图26　北宋拓“慈”字未损本《怀仁集王圣教序》董其昌题跋

图27　南宋拓未断本《怀仁集王圣教序》

图28　宋拓本《郎官石柱记》

图29　宋拓本《李思训碑》王文治题跋

图30　宋拓本《梁萧敷及敬太妃墓志》

“昔人之言宋以前书法者亦多凭碑刻”，而宋代又出现了法帖，以保存前人法书。淳化中，宋太宗“出禁中所藏历代君臣书，命刊之板，后大臣二府皆以赐焉”，是为《淳化阁帖》，被誉为“法帖之祖”。《淳化阁帖》问世后，翻刻不断，《潭帖》《绛帖》《大观帖》《汝帖》《临江帖》等相继问世，或官刻，或私刻，由此产生了帖学。黄伯思《法帖刊误》、曹士冕《法帖谱系》、刘次庄《法帖释文》、姜夔《绛帖平》、曾宏父《石刻铺叙》等理论著作也相继问世。丛帖之外，单刻帖如《慈恩雁塔唐贤题名帖》《绍兴米帖》《东坡苏公帖》等也问世了。南宋初年，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著录《淳化法帖》十卷、《武陵法帖》二十二卷、《法帖释文》三卷三部帖学典籍，列入经部小学类。至赵希弁撰《读书附志》，则于集部总集类后单列法帖类，著录宋代丛帖及单刻帖二十一部，《拾遗》中又有一部《曲江帖》五卷《后帖》一卷。目录书中的分类变化，是新的学术门类已经发展壮大的标志。

宋刻宋拓本是刻帖上品。于丛帖而言，上海博物馆所藏《淳化阁帖》最善本【图31】和《淳化阁帖》修内司本【图32】，古色古香，堪称稀世珍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存四卷，“第六卷是北宋泉州本的祖刻，四、七、八卷是存世仅有的祖刻原石拓本”，卷六有北宋佚名题记，卷八有南宋宰相王淮的跋，极具文物价值。而此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存世最佳善拓，更在于它有助于今人深化认识《阁帖》的版本。所以最善本2003年入藏上博，形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成为我国文化界的一桩盛事。《淳化阁帖》修内司本则是宋孝宗赵昚敕刻，版式一如初刻，且为全本，又是孤本，其版本价值不亚于最善本。至于上海博物馆藏《淳化阁帖》潘祖纯本，是翻刻自国子监本的南宋拓本，其版本价值亦不可小觑。上海博物馆藏《兰亭续帖》上下册【图33】，经徐森玉先生考证，当于北宋政和初年刻石。他还认为此本“应该是《兰亭续帖》传世的孤本”，“其中钟繇墓田丙舍帖、七贤帖、笔精帖、日寒帖、萧子云出师颂、徐浩先茔题字及谒禹庙诗；柳公权紫丝靸鞋帖；王羲之月相帖、酷旱帖、追伤帖、不知松来等帖；宋高宗临羲之书帖等，都是极其重要而又不可多见的宋刻本”。故宫近年亦入藏一部《兰亭续帖》残本，存卷四至六，或可与上博本延津剑合。于单刻帖而言，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些宋拓本。这里仅介绍其中二部。其一为唐颜真卿书《小字麻姑仙坛记》。小字本与大字本、中字本原石均佚，其宋拓的价值更加凸显。其二为蔡襄《茶录》和题王羲之《黄庭内景经》的合册。此亦由孙伯渊捐赠。

图31　宋拓本《淳化阁帖》（最善本）

图32　宋拓本《淳化阁帖》（修内司本）

图33　宋拓本《兰亭续帖》

除上述四类典籍之外，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五部元刻本史学典籍，都经过明代的修补，附记于此。宋元时期，史学亦极为发达，史部典籍刊刻亦十分兴盛。其一在刊刻历代正史，包括宋元所修正史。宋代眉山七史、宋黄善夫刻三史、元代九路儒学刻十七史，皆为名刻。上海博物馆藏元大德十一年（1307）建康路儒学刻明南京国子监递修本《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存八卷）【图34】，为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即前述九路儒学所刻十七史之一。另有一部《新唐书》（存四十七卷），是元天历二年（1329）刻明递修本。此书由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先生捐赠。同为森老捐赠的还有元刻明修本《晋书》一百三十卷《音义》三卷（存一卷）、元刻元明递修明印本《宋史岳飞传》一卷《岳忠武庙名贤诗》一卷【图35】。后书版刻情况较为复杂，而印刷时间则在明代，值得重视。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森老手校的元刻本《晋书》，因而前书也具有了版本之外的特殊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森老是第一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对上海博物馆的古籍事业贡献至巨。其二刊刻宋元所修其他史书。编年体有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会要体有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纪事本末体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纲目体有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典制体有马端临《文献通考》，等等。上海博物馆藏有一部元至正间顾逖刻本《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存二卷）。此书采用包背装，值得注意。古籍装帧形式有一个变化过程，宋代刻本出现，开始使用蝴蝶装，而包背装出现于南宋后期，至于线装的普遍使用则在明代以后。现存许多宋元古籍都经过后世改装，而此本装帧应该未经改装。

图34 元大德十一年（1307）建康路儒学刻明南京国子监递修本《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存八卷）

图35 元刻元明递修明印本《宋史岳飞传》一卷《岳忠武庙名贤诗》一卷

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元古籍有写本、刻本、拓本三种版本类型，而且流传有序，经过历代藏书家宝藏，留下了题跋、批校和观款，钤印累累，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这些古籍内容丰富，遍涉四部，不乏稀见本甚至孤本，资料性强，校勘价值高，同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宋元学术思潮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些古籍书写、镌刻采用欧、柳、颜、赵诸体，印制讲究，十分精美；又采用了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式，还有部分加装了古锦、楠木的函套或面板，使得它们自身也成为了艺术品，具有重要的艺术审美价值。

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元古籍，有不少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也有一些未及著录。2007年，国家实施古籍保护计划，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元古籍有25部经申报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一部业经考证为明刻本，实有24部。2008年，上海市也建立《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元古籍除上述24部国家珍贵古籍入选《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外，另有8部入选《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此处省略具体入选情况列表）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原标题《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综论》，原刊于《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 原文有注释，此处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