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台式电脑、个人移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最近20年在中国的普及，“00后”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网络对他们而言就跟空气和阳光一般，是具足的，键入这样的动作当然无师自通。即使我这样的数字难民，尽管绝不可能在纸上复现QWERTY键盘，也毫不妨碍双眼只盯着屏幕，选取词句。如此接近盲打的肌肉记忆，当然好了伤疤忘了疼。三十多年前中学大学期间刻蜡板、跑打字厂校稿的经历，叠压在记忆深处不知什么角落，直到《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将其唤醒。

定价：98.00元
装帧：精装
用纸：80g胶版纸

美国学者墨磊宁著、张朋亮译的《中文打字机》，在作为读者的三个层面上，都给予我极其强烈的情感冲击。说是惊心动魄，也毫无夸张。掀起的情感海啸，在我近二十年几年业余学术阅读经历当中，得未曾有。掩卷半月之后，山重水复、荡气回肠、跌宕起伏、怵目惊心、波澜壮阔之类，我一向警惕而行文厌用的四字成语，似乎依然如在读时的情绪回声，不能自已。我甚至自我预言，在以年度为计量单位的个人阅读上，能再次读到如此让我动容的作品，恐怕都非易易。而且我也深知，预测、预言在当下或当来，都是一个稍具理性的人，极不靠谱应该力避的举动。

第一个层面，是汉语文作为母语的读者，一百多年来近乎在刀锋上踩过。一百年前声势猛烈的汉字拉丁化呼声，是当时诸多著名学者们在国族危亡之顷发出的。他们当中，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陈独秀等辉煌的名字至今响亮。1935年12月，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688位知名文教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主张汉字拉丁化。相比之下，吴宓之类挺汉者就势单力薄，未被视作封建余孽，都算“对方辩友”的手下留情。像辜鸿铭那样逆潮而动的，周作人仅仅“顶古怪的”一声评价，足见大有口德。

第二个层面，作为专业职业跟汉字处理相关的读者，自打入读图书馆学系，就少不了跟各类字顺、标引符号编排组织知识打交道，应该对汉字编码主题索引之类汉字处理机制和关键人物并不陌生。《中文打字机》却近乎颠覆性地揭示出一大块我应该涉足却显然陌生的知识荒野。

第三个层面，作为汉字热爱者的读者，泛读过多种古文字相关作品、临抄碑帖古文、甚且还时不时就书学读物写上几段评论，对拼装汉字的几种花巧该当了解。《中文打字机》却还是在汉字信息处理的内在机制方面，打通了独树一帜的汉字“输入”，“拯救了中文，或许也拯救了文字本身”，让人大开眼界。更为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我们在数字时代里如此熟悉的一种技术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根源：中文的预测文本技术是在计算机时代来临之前，在机械式中文打字机的背景下发明、推广和完善的。”

今天，中国几乎最偏远的乡村，甚至目不识丁的耄耋老人，也很可能手持一部智能手机，兴高采烈地盯着液晶小屏。交通通讯便捷的城镇，更几乎人手一机，低头族“机主”（手机主宰，人不离机）触目皆是。中文键入手段之丰、速度之快，是任何一种拼音语言都无法追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速记员的国度”，逐字母键入的拼音只能瞠乎其后了。可谁知，先前的一百多年来，中外无数杰出头脑的殚精竭虑，在中文打字方面的尝试，无不铩羽。QWERTY键盘无语不利，突破了希伯来文的从右往左、阿拉伯文从右往左书写加书写连笔：“希伯来文变成了‘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变成了‘连写’的英文，俄文变成了‘采用另一种字母’的英文，暹罗文变成了‘有过多字母’的英文，法文变成了‘带音调’的英文。”“单键盘打字机不仅征服了全球的打字机市场，似乎还征服了文字本身。”

暹罗文打字机的键盘

可是，“汉字避开了雷明顿公司，始终引人注目又令人沮丧地缺席于雷明顿公司不断拉长的发展名单”。上个世纪领世界风骚的雷明顿、韦德伍德之“普适性”，在中文打字方面折戟沉沙。以致英文语境之下，“中文打字机”这一名词成为自相矛盾、效率奇低、只配在漫画中在影视讽刺作品中，作为大而无当的当然代言。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娱乐了无数英文读者和观众。

甚至于迟至1999年，《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先生称许不置、著有《布莱森英语简史》（The Mother Tongue: 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的著名畅销书“作家比尔·布莱森还在他著名著名的英语研究中断言：‘中文打字机的尺寸巨大，即使最熟练的打字员一分钟所能打出的汉字也超不过10个。’”布莱森想象中的中文打字机尺寸多大呢？“相当于把两张乒乓球桌拼在一起。”这个尺寸，与其前100年出现在美国报章上长近4米有5000个按键得1人指挥5人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尺寸，已算相当克制。“人们把中文打字机的字盘比喻成辽阔、奇异的月球表面，而把中文打字的过程形容成‘堪比登月’。”直到20年前的世纪之交，类似看法也是英美严肃媒体上的通人之见。

1900年《旧金山观察家报》上的漫画

早在1956年，洛阳的一位打字员用一台机械式的中文打字机，“在1小时内打了4730个汉字，平均每分钟将近80个字，创下了一项新的记录”。这样古早的历史，我们当然早已彻底遗忘。更不可能将在机械时代创造如此记录的汉字“文本预测”技术，与今天数码时代万“码”奔腾的中文输入挂上钩来。回过头来看，被其时国内外专家视同可与发明活字印刷术论功的五笔字型，1980年代早期王永民先生研发时，恐怕也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的。

直到90年代初，活跃在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尤其大学校园中的王码打字培训班，其火爆程度是我及身所见的。近乎相同的景观，又谁能想到，100年前也曾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呢。“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一批配有一两间教室的私营打字学校纷纷建立，通过培训打字员盈利。”“商务印书馆新设的打字机部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种打字培训学校也遍地开花。”让人痛心的是，日军侵华让中国付出数以千万计生命代价，也让中国兴旺发皇的早期机械信息处理技术夭折在萌芽中。这一场战争诱发的诸多后果当中，或者是让中文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一次次得从遗忘的灰烬当中，另起炉灶。中文也就一次又一次被排除在“现代”之外，“中文打字机”曾经取得的现实成就，不为迥异的英文世界所理解、所尊重，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中日战争更远期的后果之一，是让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可称“伟大”的发明家身份，隐没不彰，让发明者自己都未必料到的“标志着中文信息技术的转变”，落后半个世纪。诚如墨氏所言，“实际上，明快打字机通过将打字过程转化为搜索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械书写的运作方式。可以说，它在历史上首次将‘搜索’与‘书写’结合起来，预告了如今中文里被称为‘输入’的人机交互模式”。

林语堂、林太乙与明快打字机

可惜时运不济，1947年5月，林语堂父女在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曼哈顿分部的“人人可用”首秀，以失败告终。林太乙回忆说，“会厅里一片肃静，只听见一按再按的按键声，然而这部打字机死也不肯动”。狼狈回家的林先生电约工程师修理后，明快打字机运作如常，但其商业命运，实际上已命悬一线。而“随着朝鲜半岛的局势越发紧张，明快打字机的丧钟还是响起了”。

在常用字法和拼合法这中文打字机的两难之外，林先生的明快打字机闯出一条新路：代码法。将中文输入从打字的“打字–组合过程”，变为“检索–组合过程”。迥异其内的逻辑基底，不妨一个相同的QWERTY标准键盘的路径锁定，其间异同，我们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消费者可能彻底忽略了。失败的林先生和明快打字机的厄运，只是百年汉字突围史上的一个章节。不妨将其视作所有拼音语言“例外”的汉字命运的一个象征：剥极必复。

不知作者墨教授为何“终日焦虑不安”，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伤痛”。作为读者，我只想对作者深深致谢，并期待他的下一部大作。

（原文载于《中华读书报》2023年3月8日，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