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靡婴买地玉券堪称最神秘的一件文物。这件买地券为碧玉质，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玉质买地券，两面皆阴刻铭文，大意是公元81年，靡婴购得墓地，并注明墓地四方广幅及见证人。

　　据悉，买地券是古代以地契形式置于墓中的随葬品，相当于买下墓地的凭证，但这一凭证是用于冥间的证明，也是敬告土地神灵以免受干扰的通报文书。铭文中的卖家和见证人皆为亡人，土地面积、价格则是虚拟的。这种方式源于西汉，盛于东汉。

　　靡婴买地玉券据传出自山西忻州，曾为著名金石学家端方所藏，著录于《陶斋藏石记》《希古楼金石萃编》《蒿里遗珍》《地券征存》《衡斋金石识小录》等。据悉，目前已知出土及传世的东汉买地券真品共有十余件。墓主靡婴至少是当时富庶平民，不过其生平、买地玉券使用方式和在当时礼制中的地位还有待日后更多发现和研究。

　　另一件玉器四灵纹玉胜则让人一窥当时中国人高超的雕刻工艺和精美的造型艺术。这是一件白玉镂空雕刻的头饰：上端是朱雀，下方则是外形由龟蛇相交的玄武，隔柱两侧分别雕有苍龙和白虎，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象征图腾，被称为“四灵纹”。两隔柱前后则阴刻“长宜子孙，延寿万年”八个篆字。据悉，“胜”被传为西王母标志性头饰，汉代人因崇拜西王母而流行戴“胜”，寓意辟邪压胜、追求长生。

　　高约60厘米的汉彩绘陶女俑则让人看到当时人们的“时装”。这一拱手肃立的女俑，足蹬平头履，身着深衣，腰系束带，交领右衽，领口很低，露出里衣的衣领，共有三重衣。

　　据悉，深衣是汉代最普遍的服饰，上衣下裳相连，款式多样，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均适用，且裁剪方便、工艺成熟。尽管深衣在魏、晋之后不再流行，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从魏晋时期的大袖长衫到明代的补服，都被视为这种上衣下裳相连的深衣的发展演变，甚至近现代的旗袍、当代的连衣裙以及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都受深衣形制启示。

　　另一件绿釉陶烤炉则让人了解当时人们饮食的习惯。这件烤炉深腹平底，底部是长方形漏灰孔，以四足支撑。炉上架有两枚烤签，签上各置有四只蝉。这件烤炉由荷兰收藏家倪汉克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形制与样式几乎一样的文物。

　　据悉，汉代烹饪技法除了蒸、煮、煎等方式，烧烤也颇为流行，汉代画像石上常出现烧烤画面，如山东诸城凉台汉墓出土的“庖厨”画像，就有厨师在方形烤炉前烤肉串的形象。除去常规的肉类炙烤，汉代也有烤蝉、食蝉的习惯。曹植在《蝉赋》中曾写到“委厥体于膳夫，归炎炭而就燔”。

　　此外，展览上还展出了汉代的“工作证”——铜印。其中一枚铜印上有凸起的“平陵”，文字是易于辨识的隶书。平陵是汉武帝刘彻的小儿子、汉昭帝刘弗陵的帝陵。据悉，古代铸造并颁发印章作为身份标识有严格的制度，印章本身不用来盖，而是证明身份时出示印章表明身份所属。

　　比如同时展出的“渭陵园令”铜印，就是汉元帝渭陵园主官所用的官印。渭陵园令虽掌管帝陵，身份特殊，但官位品阶不高，所以用的官印仅饰以瓦钮。

　　而另一件“茂陵尉印”则是一方石印。茂陵即汉武帝的陵园，“尉”是军尉，因职能不同可以细分为多种，功能接近今天的部队和警察。而茂陵尉掌管的应是茂陵的安全，“茂陵尉印”就是长官所用官印。不过此印为石质，可能是“临时证”。不过其印面文字端庄，被许多中国篆刻爱好者奉为西汉印文的经典。

　　而汉代真正用来盖的印章，则通常是封泥，类似欧洲的火漆。此次展出的“长陵丞印”封泥，长陵是汉高祖的陵园，“丞”是古代各官署的副职，“长陵丞”就是协助管理长陵运行的副官，这枚封泥就是长陵丞行使职权时留下的遗存。

　　“百物看中国”系列文物艺术出境大展是上海博物馆首个文化“走出去”品牌，为何选择匈牙利成为首展地？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匈牙利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又是“一带一路”上重要合作伙伴，希望更好地促进中匈、中欧文明互鉴与人民友谊。

　　据悉，此次展览选择汉代为主题，是因为丝绸之路开辟于汉代，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汉代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中都留下深刻印记，成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赓续不断的象征。

　　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