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插图

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

曹操自信的巅峰，停留在赤壁之战前夕，那个刘琮举荆州而降的时刻。

当时曹操已经完成了逐袁术、败张绣、灭吕布、破袁绍、击刘备的战略目标，仅存的诸侯中唯有荆州牧刘表令他颇有些忌惮。建安十三年，刘表病逝，其子刘琮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地占有了荆州。自董卓之乱以来分裂的天下，首次出现了统一的曙光。

《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深谙兵法的曹操虽然善战，但显然更希望复制荆州不战而胜的剧情，因而对刘琮大加封赏，试图以此吸引孙权、刘备等人来降。于是在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立刻发了一份《表刘琮令》：

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服先强，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镇南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体，敦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馀祚；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

其实曹操内心是非常鄙夷刘琮的。据晋人胡冲的《吴历》所载，曹操在濡须与孙权对阵时，曾喟然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然而在《表刘琮令》，曹操却极尽推崇笔法。曹操赞扬刘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而对于举州来降的义举，曹操认为即便是封侯殊荣也远远不及。显然，曹操对刘琮的安排，正是他未来对孙权、刘备等人的安排：只要这些诸侯以礼来降，曹操定然会大加封赏。

不过，《表刘琮令》还有另一层隐藏的深意，那就是经过多年经营，曹操内心那股改朝换代、称帝建国的野心，已经难以掩饰了。为什么能如此断言呢？针对刘琮举州而降一事，曹操连续引用了两个典故：鲍永弃并州、窦融离五郡。这两个典故，都意味深长。

鲍永原本是更始帝刘玄的部将，更始帝死后，鲍永在军威甚壮的情况下遣散了军队，投靠了光武帝刘秀。窦融与鲍永相似，也是更始帝部将，强力占据着河西五郡，刘秀称帝后窦融归降并授官封侯。鲍永、窦融举州而降的事迹与刘琮相似，这本不出格；然而出格的是，曹操在这一组对比中无疑是在以光武帝自居——更始帝也是皇帝，他建立了政权被后世史家称为“玄汉”；而光武帝则是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如果日后孙权、刘备等人跟随刘琮的脚步纷纷归降，那曹操是不是也会如光武帝一样，开创一个新的王朝呢？

几十年后，曹魏第四任皇帝曹髦曾叹息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句话，用在此时的曹操身上，恐怕并不为过。

官渡之战示意图

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当然，有野心只是第一步，眼下的事，是要趁热打铁，一举翦灭孙权与刘备。《表刘琮令》所暗示的怀柔之心得以实现当然最好，如果孙权等人不识时务，那曹操自然也有数十万铁骑枕戈待旦。想到这里，曹操提笔给孙权写下了一封信：《与孙权书》。这封信很短，却极具挑衅意味。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大军所至，刘琮已然束手，你孙权区区竖子，还不快快受降吗？如果还踌躇不前，那下一步，我曹操只能率领八十万水军会猎于江东了。当时曹操的军队大约为二十万众，在这封信里，曹操不仅虚构了“八十万”这个数字，还强调了“水军”，自然是在警示孙权不要认为北方士卒不善水战，因为刘琮的荆州水军如今也已归降。袁绍败亡至今，天下已经没有人能入曹操法眼，江东的平定只是时间问题。在这封信里，曹操用了即柔和又嚣张的“会猎”二字，时过境迁，曹操下笔已经没有了刚刚迎奉天子时的小心，他有的是雄主的幽默与气度。

孙权没有立刻回信。大敌当前，江东很快分裂成主战与主和两派，这一段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得精彩纷呈。而曹操也并不急于收到孙权的回言，对于志在必得的胜利，他愿意放缓节奏。无论是敌人诚惶诚恐的归降，还是视死如归的反抗，都能让曹操感到愉悦。

于是在这前后，有了曹操横槊赋诗，吟唱《短歌行》的惊艳一笔。

《短歌行》是曹操作为诗人的代表作之一。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未有公论，但多认为其创作于赤壁之战前夕。以曹操一生起伏来推测，没有哪个时期比赤壁之战前更意气扬扬，也的确唯有此时的曹操，最可能写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豪迈诗句。

“周公吐哺”的典故源于《史记·鲁周公世家》，说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求贤若渴，以至于在吃饭时要数次吐出口中食物，以迎接前来投靠的贤士。此时的曹操是高山，但不排斥更高；是深海，但不排斥更深。但他更是周公，他要四方仰德、天下归心，而后成就汉光武帝那样的功业。

只是没想到，赤壁之战，居然让曹操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战，成就的不是曹操，而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战事结束后，曹操引以为豪的“水军八十万”被杀得片甲不留，汉末以来刚刚乍现的统一曙光，旋即黯淡了。

赤壁之战

理性而言，曹操在赤壁之战折扣的军队多为新降的士卒，赤壁之战固然是大败，但并未伤及根本。然而，曹操已经五十三岁，老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曹操只想当汉相，如诸葛亮一样求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倒也未尝不可；但此时的曹操已经有了更大的志向。所以，一统天下之事必须速胜，否则便需要从长计议——如若出师未捷身先死，那就不仅仅是“长使英雄泪满襟”，而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了……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也即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述志令》，因该文通过辞让三县封地以明志，又称《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令气势雄浑、苍劲有力，但能看出，曹操的心气已经不复当年。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曹操说他本非岩穴知名之士，这并不是自谦，只是如今的曹操在面对身世时已经云淡风轻。后来一路做到都尉、典军校尉，也不过想为国家讨贼立功，其终极理想不过是当上“征西将军曹侯”。然而恰逢董卓之乱，时势造英雄，曹操竟而在四方征讨中平定天下，此刻也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夫复何求。至于为什么要如此剖心析肝，曹操随后给出了答案：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这几句话说得豪迈。曹操的战功，配得上“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自我评价，而曹操性情中人，他“不信天命”的做派，在流行谶纬之学的东汉，自然容易被士大夫指责，认为其图谋不轨、心怀异志。曹操于此，不得不引用齐桓公、晋文公“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的典故以重申其忠于汉室之心，并用“江湖未静，不可让位”来解释自己不能有辱使命的立场。

曹操

此时的曹操，内心应该是矛盾的。一半的他，很可能真的只有讨贼立功的雄心；而另一半的他，又对更进一步的功业抱有幻想。然而，建立不世之功与改朝换代之事往往结合在一起，别说外人不可能分辨，就算是曹操自己，也不一定能泾渭分明。再退一步讲，纵使曹操并无代汉的野心，天下人信否？汉献帝信否？

曹操不会忘记，当他在建安五年（200年）衣带诏事件后觐见天子时，汉献帝说的那句话：“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

这句话说得很重。面对来势汹汹的曹操，汉献帝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也超越了恐惧：曹操，你愿意辅佐我就请真心辅佐，不愿意辅佐就请大发慈悲舍弃我吧——总而言之，朕不想再当傀儡天子了。据《后汉书》记载，那一天曹操“失色，俯仰求出”，之后“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曹操为何如此惊慌？因为依汉制，三公等朝廷高官觐见时，皇帝身边是有虎贲军执武器守卫的。曹操虽然权势滔天，但在当时的状态下，汉献帝血溅五步的实力还是有的。曹操在《述志令》中说有人对他“妄相忖度”，这里的“人”，恐怕就要算上汉献帝一个。

所以，曹操之前是想当大将军也罢、有称帝之心也罢，此时都已经没有退路了。进则改朝换代，退则身死族灭，“汉故征西将军曹侯”只能向前。

在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曹操再次提笔写了一封《与孙权书》：“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逞强也罢，自嘲也罢，自此之后，曹操终身未再起平定江东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