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少异（章静绘）

谈到车战，总会让我们想到春秋时代的种种典故，例如，郑庄公以“鱼丽之阵”大败周天子，齐桓公险些被管仲射死，晋文公“退避三舍”……春秋时代的霸主们，正是通过车战才得以夺取霸权。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钟少异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军事历史、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研究，编著有《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安邦大略——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孙子的战争智慧》《中国古代军事通识课》《古兵雕虫——钟少异自选集》等。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他介绍了先秦时期关于车战的种种情况，也梳理了战车从兴起到衰亡的全过程。

谈起先秦时期的车战，有一个概念叫作“车战时代”，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的由来？

钟少异：“车战时代”这个概念，源于汉晋以来注经学者的一个论断：“三代车战”。中国传世最早的关于夏商周时期的文献典籍，涉及战争，都说使用战车。如中国第一部文章总集《尚书》中有一篇《甘誓》，相传是夏朝的建立者夏启征伐有扈氏的誓师词，其中提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马之正”（左边不能尽到左边的职责，右边不能尽到右边的职责，驭手控不好马驾不好车），都要受到严惩。这被视为夏朝用马车作战的例子。往后到了夏末商汤讨伐夏桀，先秦文献称双方都用了战车。再往后到商末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牧野之战，文献记载双方都使用大量战车。《史记》甚至说，武王“戎车三百乘”，“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西周时期，留下许多描写战争的诗篇，收入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这些诗几乎都要对战车大加描述。如《诗经·小雅·六月》：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猃狁，至于大原……

又如《诗经·小雅·采芑》：

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

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

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

“啴啴焞焞”是什么意思，就是轰轰烈烈。大量的马拉战车在战场上奔驰，轰轰隆隆，如霆如雷，这场面是何等的震撼。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力量衰落，诸侯争霸，列国间的战争都使用战车，这在《左传》《国语》等史书中留下了大量记述。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军战车七百乘，楚军应不相上下；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晋军战车八百乘，齐军大概也差不多。这个时候，人们还普遍把一国所拥有的战车数量作为其军力的标志，春秋初期的齐、晋等大国号称“千乘之国”，到春秋后期，晋楚齐秦等列强的战车数量都达到了四千辆左右。

因此，汉晋以来直至清代的注经学者就形成一个结论——“三代车战”。在此基础上，现代学者又提出了“车战时代”的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主要使用战车进行作战的时期。根据对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的综合分析，现在中国的军事史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车战时代的时间范围大体是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之前，有关中国早期马车的资料极为稀少，马车在当时古人生产生活和战争中运用流行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能确断。而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急速扩大，步兵得到大发展，骑兵兴起，战车的使用走向了衰落。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先秦时期，在欧洲属于古典时代。当时东西方，包括西亚的古文明（苏美尔、巴比伦、赫梯、亚述、波斯等），北非的古文明（古埃及），欧洲的古文明（古希腊、古罗马），中国的古文明（夏商周三代），以及欧亚大陆中部广阔的草原地带诸古代民族， 都流行相似的马车，都曾使用马车进行作战。但在世界军事史上，并没有“车战时代”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界创用的。

先秦时期战车、乘员和武器的基本情况，能否请您谈一谈？

钟少异：人类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驯服马匹，最初主要是用马来驾车。在公元纪年以前的时代，东西方马车的基本型式都是独辕、两轮，驾两匹或四匹马，驾马对称分布于车辕两侧。中国先秦时期的战车就都是这种独辕马车（图一、图二）。战车为木质结构，关键部位安装青铜件加固。为增加拉力，战车较多用四匹马牵引，紧贴车辕的两匹马称为服马，其外侧两匹马称为骖马，合称为驷。《诗经·小雅·六月》：“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意思是说：战车已经驾好，俯仰自如；四匹公马健壮又潇洒。

图一，河南安阳殷墟车马坑遗迹

图二，独辕马车复原示意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复原）

战车的车箱称为舆，横宽纵短，通常乘载三名战士，按左中右排列。驭手居中控马驾车，称为御；驭手左侧的战士为长，称为车左、甲首；驭手右侧的战士为副，称为车右。将帅乘车，则将帅居左，护卫居右（称为戎右、参乘）。《左传》中对出征的君主和主要将帅，往往不厌其烦地记明其驾车的驭手和随乘的护卫。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陶俑军阵中，有许多战车遗迹，均驾四马，车后立三名战车兵俑，驭手俑居中（图三）。一车三人是定制通则。东周铜器的刻纹装饰中也见有一车二人的战车图纹，一人驾车，另一人持弓箭射击或持矛刺杀（图四）。这说明一车乘载二人的情况也是有的。此外，特殊情况下偶尔也有一车乘载四人的。每辆战车，往往还编隶一定数量的步兵配合作战。一辆战车加上其战车兵和附属步兵成为一个编制单位，称为乘。

图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战车甲士俑

图四，东周铜器上的战车图纹（据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东周刻纹铜鉴）

战车兵普遍穿戴甲胄，故称甲士。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中曾出土战车甲士的全套皮质甲胄（图五）。先秦甲胄除用皮革制作，也有青铜材质的，战国时期又有了铁制品（图六、图七）。秦兵马俑的战车兵俑也都身着铠甲，其中驭手俑的铠甲是所有秦俑中最完备严密的。但秦俑军阵是为向秦始皇示敬，所以全体将士遵从免胄示敬的军礼，都不戴胄，只有少数等级较高的俑披甲著冠，著冠示敬也是古代的礼仪。驭手俑就是披甲著冠的，可见战车甲士中的驭手的身份是比较高的，《左传》所记国君和将帅乘车的驭手都是贵族。为了保护战车驾马，有时还给马匹披上甲胄，这就是所谓“介马而驰”。在东周墓葬中出土有全套皮质的马甲胄。

图五，东周皮甲冑复原模型（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白荣金复原）

图六、西周铜冑（北京昌平白浮出土）

图七、战国铁胄（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白荣金复原）

战车兵的武器，包括射远的弓箭，一般配备多个箭囊（箙），安装于车箱两侧，战斗中随时取用；长柄的戈、矛、戟、殳等格斗兵器（图八、图九）；剑，随身佩带；还有盾牌。驭手通常只带剑。其他二人则弓箭、长兵器（或戈或矛或戟或殳）、剑和盾牌齐备。当使用弓箭射击时，就将长兵器和盾牌插放在车箱两侧（图十）。

图八，东周铜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图九，秦代铜戟和铜铍（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铍是把短剑装上长柄，类似于矛）

图十，驷马战车复原模型（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

东西方的战车存在哪些不同，能否请您加以比较？

钟少异：从世界范围来看，独辕车最先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已使用独辕车并用于作战，初时也用驴驾车，车轮很小，没有辐条。之后独辕马车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广泛流行开来，逐渐发展形成了小轮和大轮两种类型。中国在商代后期（公元前十三至前十一世纪），已普遍流行大轮独辕马车，轮径一百四十厘米左右。此后商周时期的战车，基本都是大轮车。古代西亚、北非、欧洲和欧亚草原地带，则普遍流行小轮独辕马车，轮径小于一百厘米。他们的战车也基本是小轮车（图十一）。这些地区的一些古文明在其晚期，如亚述在公元前七世纪时曾发展出大轮独辕马车，并较多用于作战（图十二），但并没有进一步推广开来，亚述灭亡后，地中海和黑海周边的广阔地区仍主要流行小轮车。中国北方地区河北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墓葬中曾发现一些独辕马车遗迹，轮径只有八十厘米或更小。中山国地处塞上，是白狄建立的国家，其小轮车体现了欧亚草原地带古民族的传统。

图十一，亚述公元前八世纪的小轮战车（伊拉克尼尼微遗址石刻浮雕）

图十二，亚述公元前七世纪的大轮战车（伊拉克尼尼微遗址石刻浮雕）

大轮战车，车体车箱也较大，普遍乘载三人。小轮战车，车体车箱相应较小，普遍乘载二人。而且，中国大轮战车的制造技术被公认为是世界古代独辕马车中最先进最高超最精细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车轮的辐条，中国商代晚期马车的轮辐已普遍有二十根左右，西周马车轮辐普遍二十多根，东周马车轮辐普遍达到三十根，“三十辐共一毂”成为当时人的一个成语。而其他古文明的马车轮辐很少有超过十二根的，普遍只有六至八根。公元前七世纪亚述的大轮马车的辐条也只有十根左右。

先进的技术使得中国商周战车具有更好的稳定性，更加坚固，作战威力更大。1978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出土了两辆铜车马，这是以巧夺天工的青铜技术，按二分之一比例完整仿制的两辆独辕马车及其驾马（各四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精细展现了中国古代独辕马车的结构，也让世人领略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独辕马车的精细技术。这两辆车应都是仿制秦始皇生前的乘车，一辆是安车，有轿厢可以躺卧，是平时出行乘用的；一辆是立车，即战车，配备有武器，参加军事活动时乘用（图十三、图十四）。

图十三，秦陵1号铜车马（立车）

图十四，秦陵1号铜车马局部（车厢上架着一件弩）

战车兵的作战方式是什么样的？

钟少异：战车兵的作战方式，最主要的是用弓箭进行射击；其次是当战车与敌接近相交错时，用长兵器进行格斗；最后当车毁马毙时，用佩剑进行肉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曾画过一个战车交战示意图，清楚说明，由于马体遮挡，战车和战车之间，只能在相互交错时，战车兵才能交手格斗，而且必须用较长的兵器才能打击到对方；只有当车毁马毙、弃车肉搏时，剑才派得上用场（图十五）。同样，战车对步兵，弓箭射击也是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只有当战车冲入敌阵后，战车兵才能运用长兵器从旁侧打击敌人。

图十五，战车交战示意图（杨泓绘制）

《楚辞·九歌·国殇》生动描写了战车甲士的作战情景：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所谓“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就是当将帅车辆冲撞损坏时，用石块埋住车轮，用绳索绊住马腿，固定住战车继续击鼓指挥战斗。

因此，战车兵的作战技术主要有三：一是御，驾车之术；二是射，弓射之术；三是运用长短兵器的格斗之术。其中射和御是最重要的，周代把二者列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从国家制度上将之定为贵族必须从小习练掌握的技艺。整个社会也崇尚射、御，认为“射御足力则贤”（《国语·晋语》）。《诗经·小雅·吉日》有生动描写：

吉日维戊，既伯既祷。

田车既好，四牡孔阜。

升彼大阜，从其群醜……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

发彼小豝，殪此大兕……

当时习练射、御，不仅施之于学宫教场，还经常通过狩猎活动来进行，即“田狩以习战阵”。在田猎中，射手和驭手密切协同，具有强烈的实战性。

战车具体在作战中是如何运用的？

钟少异：人类最初的战争都是步战。中国商代晚期的遗址如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较多马车包括战车的遗迹，但商代前期的马车资料至今绝少见，估计商代前期仍以步战为主。马拉战车是上古时代的军事高技术，其在平原旷野上纵横奔驰的强大冲击力是装备简陋的早期步兵很难抵挡的。战车在战争中的运用，经历了从少到多的发展变化过程，其作战运用方式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起先，战车数量很少，仅用于将帅和其亲随近卫乘用，混编于大量步兵之中，形成领率指挥核心，关键时候也可以发挥冲锋突击作用。

进一步，战车数量有所增加，除了将帅和近卫，还有一些精锐武士乘用战车作战，形成冲锋陷阵的小集群，部署于步兵之前或阵列前沿，起到冲坚决锐的作用。一旦对手溃败，战车在追击中更可以发挥优势。这时如果哪一方没有战车，就会处于非对称状态，就会落于下风。

又进一步，各方都努力发展战车，扩大战车的使用，于是形成了一定数量战车与大量步兵相混合进行作战对决的战争形式。由于战车数量增加和使用经验的积累，其运用方式也多样化，或集群或分散，或部署于阵列前沿，或配置于阵形侧翼，或混编于阵列之中。

以上几种情况，总的都是以步兵为主体和主力，而以战车配合战斗，这是古代独辕马车作战运用的世界一般情况。古代西亚（巴比伦、赫梯、亚述）、北非（埃及）、欧洲（希腊、罗马）对战车的使用，基本就是如此，其中以亚述在公元前七世纪时达到的水平最高。公元前1000年后，骑兵逐渐发展起来，西亚、北非、欧洲也都使用一些骑兵和战车一道与步兵配合作战；在欧亚草原地带则逐渐变为以骑兵为主，使用一些战车相配合。

更进一步 ，战车大量增加，战车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和主体，步兵成为战车的附庸，战争成为以战车部队为主的对决。中国的军事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在商代晚期以后，战车的运用曾达到这个程度，最典型的表现是春秋时期周朝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史书记载当时列国交战往往一次分别使用数百辆战车，战场上汇聚的战车数量经常超过一千辆，这就是所谓“车战时代”的盛况。我本人也曾持这样的观点，但近几年思考这个事情，感到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一直没人能很好解决，这就是大规模车战的列阵问题，由此产生了怀疑。2016年接受您专访时，我就提出了这个疑问（《钟少异谈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军事》，《上海书评》，2016年9月11日）。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作些讨论。

大规模车战的列阵的确很难想象……

钟少异：车战列阵，有两个必然的制约因素：一是地形，战车只适于平原旷野驰驱，战车列阵需要有较开阔的平野；二是交战方式，双方战车只能相交错进行格斗，虽然可以远距离用弓箭对射，但最终要接触战斗，就要错车，不能迎头相撞同归于尽，因此必须疏阔列阵，必须为错车留出空间，而不能密集列阵。同样原因，只能浅纵深、少排数列阵，如果较大纵深多排列阵，就必须在阵中留出一条条长长的通道，让敌方战车能够通过，双方才能交手格斗，否则就只有前排的战车能够与敌交手战斗，后排的战车被自家战车挡住去路只能看热闹。

在这两个因素制约下，大数量战车投入战场，列阵就成为很困难的事情。大量战车参战，不可能只是单排或两三排列阵，试想几百辆战车一字排开，得有多宽广的战场？兵力那样分散，又怎能有效攻防？如果多排纵深列阵，那就意味着敌对双方互相都要为对方留出长长的通道，即便如此，双方车阵要想顺利交会交战仍是极其困难的事，弄不好仍然可能只有第一排的战车能够互相交手，后面的战车则自我拥挤，互相碰撞，乱作一团，不用打就垮掉了。因为前面的战车一交上手，通道必然就会被阻住，后面的战车无法前进，只能互相追尾挤撞在一起。

迄今还没有人能够很好地解开这些矛盾，从而令人信服地复原出春秋大规模车战的列阵方式和交战图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规模车战就难以成立。

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中就有战车，其中反映了哪些当时车战的情况呢？

钟少异：秦兵马俑军阵主要是为了展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同时展现秦军震慑天下的威仪，属于仪式军阵，不过，其中也反映了一些实战军阵的信息。基于展现统一功业和威震天下的目的，秦俑军阵都面朝东方。最大的一号俑坑南北宽六十二米、东西长二百三十米，有兵马俑约六千件、战车四十辆，是一个以步兵为主体和主力，混编一些战车的大型军阵。军阵纵向分为十二列，四十辆战车分散配置于中间九列（图十六、图十七）。这样数量规模的战车和这样的步车比例，其实战列阵和交战是没有障碍的，完全能够自如运转。

图十六，秦兵马俑坑1号坑平面图局部（秦兵马俑坑考古队绘制）

图十七，秦兵马俑坑1号坑军阵局部（秦兵马俑坑考古队绘制）

二号俑坑大致呈曲尺形，包含了四个部分。如秦兵马俑坑2号坑平面图所示（图十八），第一部分是图中最上面右侧的凸出部分，由三百三十二个手持弓弩的步兵俑组成，是一个步射手方阵。其后面最上三列是第二部分，有陶鞍马一百零八匹，骑兵俑一百零八个，战车六辆，是一个骑兵阵列，混编少量战车。这之下三列是第三部分，有十九辆战车、五十七个车兵俑、两百零七个步兵俑、八个骑兵俑，这是以战车为主的阵列，每辆战车有十多个步兵跟随于车后，另有几个骑兵分布其中。图中最下面八列是第四部分，每列有八辆战车，共六十四辆，每车后有三个车兵俑，是完全由战车组成的一个方阵。

图十八，秦兵马俑坑2号坑平面图（秦兵马俑坑考古队绘制）

上述秦俑军阵反映了战车作战运用的四种方式及其数量规模信息：

一、以步兵为主体和主力，混编一定数量战车。战车的使用数量并不很大。

二、以战车为主，编隶一些步兵跟随配合作战，并配少量骑兵协助。战车的数量不大。纵向排列可能是行军队形。这样的兵力组成，无论对手是战车还是步兵，都是没问题的。

三、完全由战车单独成阵，战车的数量也不很大。这样规模的战车，无论单独使用还是与步、骑方阵配合运用；无论对手是战车还是步兵、骑兵，都可以一战。作为秦始皇陵的仪式军阵，其八列八排的密集队形显然是非实战的，实战列阵的排数、行数和行列间距会视战场空间和对手情况变化。

四、以骑兵为主，编配少量战车相配合。

以上四种作战运用方式，除了第四种是战国时期新出现的之外，其他三种都可为理解春秋及其以前时代的战车作战运用方式和列阵方式提供参考。

就秦俑军阵反映的信息，再结合战车作战的常理逻辑来分析，古代独辕马车的作战运用，在一次战斗中投入使用的战车数量可能不太多；大规模的战争、战役，兵力主体可能一直是步兵；还必须看到，战车只适于野战，不能攻城守城，城池攻守作战只能以步兵为主。在战车最受重视的年代，如商末、西周和春秋，一定规模的战车兵成为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在大规模战争战役中发挥领率、中坚和突击作用，小规模的战役战斗可能经常是战车部队的对决或是以战车为主对阵敌人的步兵或步车混杂的队伍。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秦军是不戴胄的，这似乎也影响了影视剧中的秦军造型，实际作战中秦军到底戴不戴胄呢？

钟少异：肯定戴胄。《战国策》记载那些纵横家的说辞，称秦国的士兵不戴胄不穿甲也如狼似虎，那是吓唬关东六国的。秦兵马俑将士不戴胄是军礼示敬模式，即免胄或著冠向始皇帝致敬，秦军在实战中一样是戴胄的。当然，等到临时大量征召民夫充军时，装备不够，只能没有甲胄甚至拿着自家的生产工具上战场，但这不是军队的一般情况。

有一千辆战车在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国，所谓“千乘之国”。按照一辆车配三个人来计算，一个大国有一千辆战车也才只有三千个士兵，这与《春秋》《左传》《战国策》记载的战争规模完全是不对等的。当时的战车会不会就像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一样，其实是与步兵协同作战的？

钟少异：关于战车与步兵协同作战，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性很大，我自己的一个推论也是这样。当代史家根据《左传》等材料分析，认为春秋时期都是附属步兵、跟随步兵，一辆战车的附属步兵一般二三十人或更少，六七十人就是多的了。这样一来，假设有一百辆战车，跟随这些战车的步兵，多者六七千人，最有可能二三千人或一两千人，这样的步车比例与秦俑1号坑相比是大不一样的。关键还是步车比例的问题，特别是战车集中使用的数量规模。我提出的疑问是，大规模的战车集群作战，列阵和交战都会很困难。如果像秦俑1号坑那样，以大量步兵为主体，其中混编少量战车与步兵协同作战，则战术技术上都不会有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评价中国先秦时期战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对战车的作战运用水平？

钟少异：《史记》记载牧野之战，说“车四千乘”，《诗经》描写方叔出征，也说“其车三千”，如果说这些只是传说或文学性的夸张，那么，《左传》这样的古籍中对春秋战争的记述该怎么解释，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学术难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商周时期战车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战车作战使用的规模明显大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则是客观的事实。也可以说，世界古代独辕马车的作战运用，在中国商周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尤以中国春秋时期为巅峰。

可以举一部古籍为例。春秋时期成书的《考工记》是一部系统总结当时手工技术的文献，其中关于战车制造的内容最为丰富，由此可知一辆战车的制造分工细密，车轮、车辕、车箱和整车合成都分别有专门的工种负责，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能够制造高质量战车的工匠，被称为“国工”，也就是今天“大国工匠”的意思。这也反映了，战车在当时中国的战争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军队中最重要的装备。

可以想见，战车是相当昂贵的装备，恐怕只有贵族能够拥有，只有王室能够较多装备。商周时期君王和贵族出行乘车，作战也乘车，马车是其身份权力的标志，在战场上，乘车作战者是军队的核心和中坚，所以战车备受世人推崇，成为那个时代军力武功的象征。正因如此，在历史传述和文学描写中发生夸大夸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战车是什么时候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请您谈谈吗？

钟少异：古代独辕马车的作战运用，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并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总体上始终低于步兵从属于步兵，使用数量比较有限；公元前1000年后骑兵逐渐兴起，战车又部分被骑兵取代；公元前五世纪之后，骑兵发展加快，战车的使用也就迅速衰落了。

中国商周时期对独辕马车的作战运用达到了更高程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是中国的西周和春秋时期，这个阶段骑兵在中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这或许是战车运用在当时中国达到更高程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战车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快速机动力量。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公元前五世纪），中国战车的使用也开始转衰，主要原因有三：一、战争规模和军队规模急剧扩大，作为军队主体的步兵规模也显著扩大，更进一步成为战争的决定力量；二、随着战争规模和作战地域扩大，战场环境日益复杂化，山地、林地、水网地区作战经常化，攻城灭国成为大国的目标，攻守城作战日益频繁，战车难以适应；三、骑兵开始受到重视，逐步得到发展，成为与战车并列的快速机动力量，部分取代了战车。

于是，到了战国晚期，秦楚等大国的军力构成发展为“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以百万步兵为主体，车、骑规模相对有限，作为快速机动力量与大规模步兵相配合进行作战。秦统一战争时，历史情景就是这样。

之后，楚汉战争、汉初平定吴楚之乱战争，基本保持了这种状况。汉武帝时为出击匈奴，大力发展骑兵，战车彻底衰落，其作为古代军队中快速机动力量的角色，基本被骑兵取代。东汉时期（公元一世纪），独辕马车完全退出了作战舞台，也退出了中国历史，起源于东周时期、原先主要用于生产运输的双辕马车广泛流行起来，既用于乘行，也用于运输，军队用它作辎重车，野战防御时可用来筑垒设障，将官也用它乘行（图十九）。大约公元纪年前后，独辕马车在西方也退出了作战，但并没有消亡，而是发展出了四轮独辕马车，在中世纪时广泛用于乘行和运输。于是当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东西方古代将士驾驭马车冲锋陷阵进行作战的方式，不约而同地落幕。

图十九，东汉铜车马之双辕斧车（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体现“仗钺征伐”的统帅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