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3日，智利诗人和活动家巴勃罗·聂鲁达。

情诗圣手

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在回顾自己的阅读史时曾提到：“聂鲁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影响不小。我们上大学喜欢诗歌的，都读过他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如今，随着聂鲁达的一些经典诗句在朋友圈中的广泛流传——诸如“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我要在你身上去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一个吻，你就知道了我所有沉默的心事”等，聂鲁达和他的情诗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再度变得家喻户晓。事实上，这些广为流传的经典诗句许多都出自聂鲁达早年的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正是这部以爱情为主题的诗集让20岁的年轻诗人蜚声智利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坛，其中的许多诗句甚至被改编成流行音乐多方传唱，评论家们直言聂鲁达“教会了拉美人如何去爱”。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插图版》

这部享誉世界的诗集原名《十二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后来聂鲁达增补了八首诗后改成了如今的书名，并以此作为对自己20岁生日的纪念。所有的21首情诗都充满着忧伤的情欲、多变的隐喻和超现实主义的技巧，听觉上的和谐与视觉上的不协调生发出一种奇异的美感，就像一组组蒙太奇镜头相互剪辑在一起，却又配上了一以贯之的美妙音乐，令人深深沉醉其中。不过，对于这部诗集的来源，聂鲁达却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54年即诗集出版三十年后，聂鲁达才在智利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这本诗集主要有两次恋爱，一次是我作为一个乡下人在青春期所经历的，另一次是后来在圣地亚哥的迷宫里等待我的。在《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里……它们是一页连一页的，所以一会儿是森林的闪光，一会儿是甜蜜黑暗的背景。

其中，让聂鲁达长久难以忘怀的是那场在圣地亚哥的迷宫里的爱情。她叫阿尔贝蒂娜，聂鲁达称呼她为“玛丽松布拉”（Marisombra）——在西班牙语中，这个名字由“大海”（mar）和“阴影”（sombra）构成。在聂鲁达的回忆里，两人在圣地亚哥大学同修法国文学等课程，她喜欢戴一顶灰色的贝雷帽，眼睛犹如特木科湿漉漉的星空，流露出无限的温柔，皮肤像海鸥的翅膀一样柔软与洁白，身上萦绕着校园里飘忽不定的忍冬花的清香。一如诗歌里所表达的那样，他为她神魂颠倒，辗转反侧，但她对他的情感，却一直像大海一样神秘莫测，阴晴不定。后来，阿尔贝蒂娜转学后，两人相隔数百公里，诗人用笔尖倾诉相思，写了超过110封信，却极少得到回复。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聂鲁达苦恋了11年，这段痛苦的爱情贯穿了在疯狂的情欲中迷途的青春，也宣泄在了那些充满隐喻和象征的纷乱诗句中。

后来，有好事者追问阿尔贝蒂娜最喜欢聂鲁达献给她的哪首诗，她暗示是诗集中的第15首。这首全集中最著名的诗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开头，它不仅感动了玛丽松布拉，也让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倾倒：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你从远处聆听我

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

好像你的双眼

已经飞离去

如同一个吻

封缄了你的嘴

聂鲁达以其天纵的诗思和才情，将绝望的异地恋所充斥的忧郁和痛苦化入诗句，所有这些情和欲都活跃在过去与现在、黑暗与光明、失去与占有之间。尽管他深刻地品尝到爱情的不幸，但他仍要通过自身的经历来告诉世人：在漫漫的人生征途中，请珍惜爱情来临时这美妙的一瞬吧！同时，聂鲁达也以自身的创作告诉世人，没有一种文学上的主义可以限制和束缚他，他既是现实主义，也是超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却又全都不是。对此，聂鲁达的这段话既是他的夫子自道，也具有诗学意义上的普适性：

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十分可悲。

外交生涯

20岁出版的这部“情诗圣经”不仅让聂鲁达在诗坛声名鹊起，也为他带来了一份正经且体面的工作——外交部驻外领事。要知道，任命他的这位官员正是聂鲁达的诗迷。在对方报出的一大批外国地名中，聂鲁达最终选择了自己从未听过的缅甸城市“仰光”，由此开启了绵延半生的外交生涯。这不由让人想起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同样选择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缅甸，并在那里担任了五年的殖民警察。然而，就像奥威尔在缅甸的五年警察生涯让他目睹了太多的罪恶而显得格格不入，聂鲁达这份看似体面的工作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他同样难以融入当地的文化与生活。

1925年至1935年，聂鲁达先后在缅甸、印度、新加坡等东方国家担任驻外领事，他在这十年中不停地变换居所，常常一个人住在空旷的海边，每天孤独地工作、生活，几乎失去了对时间和地理的认知。每年忙碌的那几个月，他像冰冷的机器一般，重复签署各种文件。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便去大街上游荡，默默观察殖民地的民生百态，现实中看到的一切让聂鲁达对神秘东方的幻想逐渐破灭。如果说奥威尔在缅甸目睹了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等一系列殖民主义的罪恶，聂鲁达则在另一个拥有更加古老文明的国度——印度看到了一个由于人口众多和工业落后而失去平衡的封建社会体系。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当地人冷酷地追求物质的生活，但每天却有数千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聂鲁达将彼时的东方比作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而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除了反映一个外国人移居到粗暴而又奇怪的世界所感受的孤独之外，并没有反映别的东西。”

这些在外漂泊时期所写的诗篇，最终被聂鲁达收录在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中。正如他本人所言，这本诗集描绘的是他悬浮于真空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它们“既不芬芳也不轻盈”，而是可悲地落在地上。聂鲁达在一种力求真实却逐渐自我毁灭的苦涩风格中，找到了新的美学表达。这些基于社会体验的诗歌也见证了聂鲁达诗风的转变，充满激情的热切渴望与幻想转化为孤独的低语与荒凉的苦涩，萦绕着对自身的生活处境与内心状态的种种思考。在《奏鸣曲与毁灭》一诗的结尾段落，他这样写道：

于是，我窥探着，死寂与痛苦，

和我所坚守的奇怪的证言

带着残酷的效率和灰烬中的字迹，

是我偏爱的遗忘方式；

我赐予大地的姓名，我梦境的价值，

我用我冬日的双眼

分割的无尽时光，在这个世界的朝夕之间。

1930年代中期，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让聂鲁达对自身的责任有了新的认识，他写道：“诗人的荣誉在街上，去参加这种或那种战斗。”人生漫长的漂泊辗转中，聂鲁达终于遇到了那个令他心有戚戚的国度——西班牙。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彼时，聂鲁达在马德里担任外交领事。他毅然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甚至辞去了外交职位加入巷战，并奔走于西班牙、法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呼吁全世界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1939年，聂鲁达远赴巴黎，成为专门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得以避祸拉美。可以说，西班牙之于聂鲁达，正如希腊之于拜伦，他们都在各自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挥洒着诗人所特有的激情。

智利诗人、外交家巴勃罗·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妻子玛蒂尔达在斯德哥尔摩。

显然，像聂鲁达这样有着天空般幻想和大海般激情的大诗人，儿女情长无法填满他全部的渴望。虽然他的情诗风靡世界，无数人为之倾倒，甚至疯狂地崇拜他，爱恋他，他完全可以享受这一切。但他仍然选择了政治，一条最难走的路。虽然在1945年当选为智利国会议员后，聂鲁达正式进入国家核心层。然而，险恶的政治让他一度被反动政府通缉，他的住宅也被纵火焚烧，这让他过上了流亡的生活。一生在世界诗坛叱咤风云的聂鲁达，却在晚年迎来了人生的黑色结局。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美国尼克松政府支持的比诺切特军事政变，聂鲁达的好友、时任智利总统阿连德拒绝投降并饮弹自尽。政变发生的12天后，发着高烧的聂鲁达死于圣地亚哥的一家诊所，终年69岁。多少年来，聂鲁达的死因众说纷纭。直到2011年，聂鲁达生前的司机终于站了出来，他表示当年有人来到医院，强行向聂鲁达的腹部注射了一针，然后诗人便痛苦地死去。

其实，政变后墨西哥总统曾派专机来智利接聂鲁达，但他毅然谢绝了，他明确表示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几天后，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诗人淡定从容地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

中国缘

在全世界留下足迹的聂鲁达与中国有着特殊的缘分，他在1928年、1951年和1957年曾三次造访中国。尤其是1950年代的两次来访，一举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最有名的外国诗人”。1951年9月，聂鲁达受斯大林和平奖评委会之托，同苏联作家爱伦堡一道前来北京向宋庆龄颁发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和奖状。颁奖典礼当晚，周恩来、朱德一道出席了宋庆龄为聂鲁达二人举办的晚宴，席间周恩来和聂鲁达亲切交谈，称赞他是“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同时，聂鲁达向周恩来推荐了他的好友、智利版画家万徒勒里来华，并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的组织筹划工作，常驻北京。次年，聂鲁达与阿连德以及万徒勒里一起创办了拉美最早的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至今对中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是在这场隆重的晚宴上，聂鲁达结识了丁玲、茅盾、艾青、萧三等中国作家和诗人。尤其对于诗人艾青，聂鲁达印象深刻。他用“令人心醉”来形容艾青，“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这些都令聂鲁达感到无比欣悦。此次访华，艾青陪同聂鲁达游览了颐和园、香山，还在颐和园的“听鹂馆”品尝了宫廷菜。由于萧三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所以聂鲁达同他也多次见面。在聂鲁达第一次访华期间，许多报纸杂志都刊登了介绍他生平和作品的文章，比如《人民文学》《新华月报》《中苏友好》《世界知识》《翻译月刊》等，并掀起了译介聂鲁达的热潮。同年，袁水拍选译的《聂鲁达诗文集》出版，郭沫若题写书名，时任捷克驻华大使的捷克作家魏斯柯普夫作序，并配有万徒勒里提供的聂鲁达的照片，及万徒勒里和其他拉美艺术家绘制的插图。到1954年，该书已重印4次，足见当时的人们阅读聂鲁达的高涨热情。

这部集子里选译的基本都是聂鲁达的政治抒情诗，如描写其流亡生活的《逃亡者》，歌颂苏联和中国的《葡萄园和风》，献给古巴革命的《英雄事业的赞歌》等。所有这些作品中，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那首《让那伐木者醒来吧》，这首诗的确是聂鲁达政治抒情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其中有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段落：

我不过是一个诗人。我爱你们大家，

我在我所爱着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国，他们逮捕矿工，

军人发命令给法官。

但是我还是爱我那寒冷的小国家，

即使是祖国的一支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愿意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愿意生在那儿，

靠近在那高高的野松树边，

听那狂暴的南冰洋的风，

听那教堂里新购的钟的声音。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聂鲁达风靡世界的爱情诗被雪藏而不为时人所知。聂鲁达的名言是，“义务和爱情是我的两只翅膀”。他来中国访问时，跟中国作家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爱情对于诗的重要。他说，不写爱情的诗人是很奇怪的。然而，他的爱情诗绝少为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所知晓（对于这一点，如今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改革开放后，聂鲁达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视线中。尤其是1980年代，先前积累的传播基础外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光环加持，中国大陆再次掀起了翻译聂鲁达的热潮，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船长的歌》以及《爱情十四行一百首》等很多以前从未翻译过的作品，陆续被译成中文。在这一波翻译热潮中，情诗明显多于政治诗。

1996年，一部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邮差》让聂鲁达迎来了在中国的第三次热潮，影片讲述了聂鲁达流亡时期暂居意大利卡普里岛的生活，诗人教授岛上为他送信的邮差写情诗，并帮助他收获了爱情。在此之后，聂鲁达的情诗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持续的热点，尤其是其最负盛名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出现了众多的全译本，中国读者突然发现，聂鲁达居然如此细致动情地描写了性。如今，网络上随处可见聂鲁达的经典诗句，其中大多数都是他的情诗，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为世界政治、外交与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