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1929年出生于澳门，1940年师从岭南画派宗师高剑父。是岭南画派在香港的重要领军人物。现任春潮画会会长、广州市文史馆荣誉馆员、中国中央书画艺术研究院顾问、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广州梅社书画院名誉院长，历任高剑父纪念馆顾问、香港艺术馆名誉顾问等。

“我的人生经历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其中最大的亮色就是遇到了高剑父先生，他是我一生的指路灯。”2021年，时年九十二岁、岭南画派宗师高剑父惟一在世的弟子黎明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高剑父是近代画坛的风云人物，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在近代美术史上，高剑父不但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艺术大师，而且还将毕生精力致力于美术教育与美术革新上。他很注意写生，要求学生必须去到大自然中观察和体会事物，以造化为师，来书写自然万物。黎明作为高剑父晚年的嫡传弟子，他在尊崇恩师提出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理论的同时，主张以传统筑基，以西画为镜，以自然为本，重视写生，充分发挥传统笔墨的特点来描绘反映现实事物，从而开拓出自己的艺术天地。

黎明《盛世和谐》。黎明尤其喜欢画孔雀，他笔下的孔雀造型准确，色彩艳丽，工而有意。

“新宋院画”与澳门地志画

黎明的画风自然清新、雄奇博大，笔力雄厚、造型生动，散发着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审美气度。他的作品以花鸟画著称。他在研习宋院画的同时并致力于写生，其花鸟翎毛作品如雄鹰、鹅雁、家禽、野鸟、孔雀、仙鹤等，一丝不苟而形神兼备，设色艳丽典雅而充满生气，一洗传统院画刻板柔弱之病，而形成新宋院画的艺术特色。也许是跟他谦和、诚实、和善的待人处世性格有关，黎明尤其喜欢画孔雀，他笔下的孔雀造型准确，色彩艳丽，工而有意。

黎明的地志画是他另一饱受好评的题材。他是第一个以岭南画派的传统笔墨来表现澳门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与名迹的画家，他笔下的澳门美丽而富有情致，这反映了他对故乡的熟悉和思念之情。他说：“我从小爱好大自然，眼中大自然景物如诗如画，飞禽动物，鸟语花香，胸中丘壑，眼底烟云，无处不是画材。创作源泉来自生活，汇积经验，自可另辟蹊径。天道酬勤，努力从来没有白费的。”

黎明写澳门风光的画作《濠江圣迹》，高剑父题签。

有着丰富学养的黎明在诗文方面也颇有造诣。他的题画诗中有绝句、律诗等体裁，其为恩师高剑父《寒月清猿图》的题诗：“看似容易最奇崛，笔参造化墨通神。岂独岭南推第一，五百年来无此君。”尤为人所激赏。

在港澳延续岭南画派“血脉”

黎明生前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一直为岭南画派的发扬与传承做着不懈努力，他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与联展，还在海内外广招弟子。1996年，他与家人、学生一起积极筹备，在香港重组“春潮画会”。“春潮”之名取自恩师高剑父于1923年创办的“春睡画院”和1947年重组的“春潮社”两个脉络的合称，寓意岭南画派的延续，同时也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春潮画会重组后，黎明团结海外各地岭南画派尖子，在各地从事国画创作，为传授画艺努力不懈，近20余年为岭南画派培养很多优秀人才。值得一提的是，黎明的太太、女儿、儿子都是岭南画派的再传弟子，一家四口先后在香港、广州、佛山等地举办过专题画展，备受好评。

黎明生前患有睡眠窒息症，视力也不好，执笔忘字是常有的事，有时写的字也一团墨迹，但年过九旬的他每天仍坚持画画，每周在太太的帮助下坚持上课、教画，风雨不改。是什么让一位耄耋老人至今仍诲人不倦？黎明对南都记者说，高老师生前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教授更多的学生，挖掘可造之才。“高老师对我恩同再造，我要在有生之年，把他老人家传授给我的画艺教给更多的人，让岭南画派在港澳地区乃至海外发扬光大。”

黎明先生生前与太太黄咏贤（左一）一起作画。

以下是南都记者于2021年5月对黎明先生进行的专访。

南都：您于1944年正式跟从高剑父先生学画，成为他晚年的得意弟子。当年是什么机缘促成了这段宝贵的师徒关系？

黎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沦陷后，不少画人到港澳躲避战乱。他们一到澳门后便恢复了在广州的“清游会”雅集活动，闲暇时经常聚在一起谈诗论画。这些人当中有高剑父、罗宝山、郑耿裳、吴弼臣、赖镇乐、张纯初等等。我父亲黎兆锡当时是澳门海岛市华人代表和澳门市政厅议员，平素也对艺术方面很感兴趣，因此与澳门文化界人士关系很密切。1939年，高剑父老师偕同春睡弟子在澳门举行画展，展出了许多描写日寇入侵国内人民痛失家园颠沛流离的作品，这些展览不仅在澳门有影响，也开了国画家描写抗战事物的先河，而我在这次展览的感染下，也投身学画行列。不过我最先拜的老师是当时澳门著名的画家罗宝山，跟他学习海派钱慧安人物画，当时是1940年。那时高剑父老师跟父亲的关系很好，父亲经常请他来家里饮茶小聚，高老师会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画册拿来，借给我看。当年中国出版印刷还很落后，这些舶来的珂罗版画册非常少见，我当然如获至宝了。后来才知道，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了罗老师，高老师不方便直接教我，就“哄”我多观摩古画打好基础。

南都：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正式拜高剑父为师的呢？

黎明：说来也跟一个画展有关系。1944年，以高剑父为首的艺术家在澳门同善堂举办了一个慈善书画展，高老师做主让我带些画来给他挑，他挑了一张仕女图参展。这幅画我是临摹罗老师的，但是高老师说“罗老师的原作有他的特点，你临摹的作品也有你作为年轻人的特点，你不要妄自菲薄”，这句话到现在都深深植根在我脑海里。那次展览有100多位画家参加，画展上午9点开幕。我当时还在上学，就向校长请假。等我9点半去到会场，我的画已经被贴上红纸——画已经被新马路的伊利公司买下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画展，我的画一展出就被大公司买走，这对于年仅15岁的我是极大的鼓励。在这之后，高老师就正式收我为徒了。

南都：听说“黎明”这个名字也是高剑父先生帮您改的？

黎明：是的。高老师觉得我原来的名字“国安”如果当官会比较好，取国泰民安的意思嘛，但写画的话就没那么好了，于是他就帮我改为“黎明”。其实高老师很喜欢帮入室弟子改名的，譬如关山月(原名关泽霈)、曾义根(原名曾二斤半)、梁法(原名梁发)、何磊(原名何侣纪)、李钊良(原名李林良)……每个名字都很有深意，值得把玩。他也一度给儿子高励节改名“高彦”，后来励节自己不喜欢，他才作罢。呵呵。

南都：您在高老身边学了多长时间？听说高老当时把您带回家里，朝夕相对，教导甚严。

黎明：我正式跟高老师学画十一年。日本占领香港之后，社会非常动荡，当时我父亲的粮食杂货生意遭遇了很大挫折，借钱给香港的渔船，不但钱收不回来，渔船也给日军炸沉了。一夜之间，一家二十几口人的温饱都成为问题，我失学在家，更谈不上画画了。有一天，高老师找上门，跟我父亲说，黎明现在不上学，也不画画，这不行，不如去我家住一段时间跟我学画，过了风头再回来。我父亲同意了，说迟几天收拾好衣服就去。高老师却说，不行，黎明现在就得跟我走，去我家和我们生活，什么时候拿衣服来是你的事。那天，他是和翁芝师母还有励节一起来的，走的时候捎带上了我。

这件事情对我的学画影响非常大，高老师此举称得上是把我从家里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在这一点上他于我有恩。更重要的是，拜师初期，我还在读书，不可能完全投入学画，只有周日才有时间去他画室上课，而且还是跟一大班年纪都比我大的高门弟子一起学。现在他把我带回家同吃同住，我不但能一天24小时待在他身边学画，而且受到的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对一、手把手教学。高老师的家地方很小，我便睡在客厅，晚上支起帆布床，第二天一早起来拆掉。那段“朝桁晚拆”的日子毕生难忘！每天一睁眼就是画画，除了吃饭和睡觉，高老师除非有事要出去办，否则从早到晚他会来“巡逻”很多次，对我的画指指点点。我那段时间真是做梦都笑醒——相信再没有第二人像我这么幸运，有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

高剑父当年在广州写给黎明的信，当时黎明在澳门。

南都：高老师待您如同子侄，对吗？

黎明：是的。我在高家住的时候，高家的两名佣人喊我“大倌”，在广东方言里是“大少爷”的意思。这两名佣人身份有点特殊，是高师太翁芝的乡亲，从小看着翁芝长大，后来又从乡下跟着她出来打工的，他们对高励节是直呼其名的。应该是佣人们看到高老师待我如子侄，自作主张这么叫的，但老师和师太都没有纠正过来。

南都：这其中一定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吧？

黎明：高老师声名在外，很多藏家会拿中国古代书画过来请他老人家掌眼。高老师见到好画会说，先放下，我仔细研究一下，过几天来取时就有鉴定结果了。藏家一走，我们师徒俩转身就“开档”——我辅助高老师在几天内以类似“响拓”的方式，把古画临摹下来，之后再把原画完璧归赵。我不但可以观摩高老师作画，还因此接触到不少宋朝的画，眼界大开之余也学会从古画中吸取养分。

南都：抗战胜利后，您曾随高老师去广州办学，这段经历如何？

黎明：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10月我随高老师乘船往广州。那时轮船很古旧，整夜轰隆轰隆发出巨响。我在上铺，噪音扰人，难以入睡，高老师把我叫下来，两师徒促膝谈心，通宵达旦。从做人处世的大道理、他从游居廉的往事、生活点滴，到他的创作计划，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现在回想起来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高老师回广州后，在朱紫街春睡画院原址，创办南中美专，召唤春睡弟子回娘家，协力推行美术教育的宏愿。同年11月，高老师亲自挑选同人作品举办画展为广州中山图书馆筹募经费，有政要看了我的画主动提出给我办个人画展，这对我当然是极大的鼓舞，但高老师却反对，他说孩子才17岁，画技还不成熟，三年后再办展吧。他转头又跟我解释，你从现在开始要苦练，这样才能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我在广州近3年，一直与高老师同住在现在的高剑父纪念馆里。那个地方原来是义庄，建有十多间颇为简陋的房间。当中主座有五间大小不同的房间，高老师与我占用两相连的房间和一个大堂，一间内置高老师睡床及画室，另一相连房间是我的居室及高老师贮藏杂物，大堂则陈列包括高老师作品和藏品及作招呼贵宾的地方。主座的另一边则是听秋阁和琴楼两间上下相连的小居室。我从早到晚跟着高老师，高老师上课，我当助手，高老师出门，我当随从；高老师在家，我负责看门——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入他的画室。任何人要找他，都是我先接待，我请客人坐下，然后静静去问高老师接不接见、怎么回应之类。

我起初是与高老师邻室而居，后因一次高老师深夜返家，而我太熟睡，高老师不得其门而入，要惊动其他人从小窗中伸入竹枝将我弄醒，高老师于是叫我迁往听秋阁(即高励华之琴楼)；高老师后来又嫌夜归时巡视我的功课要爬楼梯不方便，要我迁往夕阳楼(即黎雄才的灯影阁)。那段时间高老师除了应付大量繁杂的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外，还须兼顾社会各方面的交际应酬，自己甚少作画，但仍没有放松对我的教导。

南都：后来您又陪高老师回澳门，他临终的时候是您陪侍在旁？

黎明：高老师晚年患上糖尿病、高血压，在澳门家中养病，医生叮嘱不许食饭。1950年高老师生日，医生特许他这一天可“食饭”，当时只有高老师和我两师徒一同用餐。要知道，就在两年前，也就是1948年高老师七十大寿，广东省文化艺术十二团体联合在广州文献馆为他老人家祝寿，到会者数千人，盛况空前。会后高老师与我同坐三轮车返校，途中十分兴奋，有大丈夫当如是的感慨，这也是高老师一生中祝寿最热闹的一次。1951年6月间，高老师忽在家中晕倒，被送进镜湖医院留医，病情反复。我还记得他于病榻中，告知我病房窗外的半干枯影树十分入画，并命我回家作画，我后来于影树上补上小鸟，《影树双雀》成为高老师给我最后的功课。

南都：花鸟画方面，您以画孔雀著称，这是高老师教您的吗？

黎明：说到画孔雀，有一幅古画对我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清代有位画家沈南苹(编者注，指浙江籍画家沈铨，字衡之，号南苹)，曾受聘东渡日本，创立“南苹派”花鸟写生画派，深受日本人推崇，被称为“舶来画家第一”。高老师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偶然机会得到了沈南苹的雁图，是一张珂罗版复制品，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高老师已经收了我做徒弟，他要我以这幅画为参考底本，写四张六尺“大宣”，描绘出大雁飞鸣宿食的不同情态。我苦于南方没有雁，高老师告诉我，鹅和鸭子都是雁的“兄弟姐妹”，鼓励我先去画鹅和鸭，逐渐发展到画雁。我画了很久才画得三张，不久之后的一次星期天研讨会上，关山月、黎雄才等人都在场，有人问高老师这三张雁图是不是前人的作品，理由是现在的画作很难有这么精细，高老师马上回答说“是阿安画的”。有人还把这件事情写成文章发表在《华侨日报》上，这件事对我的鼓励很大。真正画孔雀是因为在澳门青洲浅滩写生，当时那边有人养孔雀。

《兔》，黎明作。

南都：您还喜欢画哪些动物？

黎明：我还比较喜欢画兔子。我在香港时，经常外出写生，有一次见到路人用笼子装着鸡鹅鸭蛇还有兔子，我觉得兔子很可爱，但是我当时没有纸和笔，附近有一间店铺，我认识店主，我就问他可不可以借张白纸，店主说只能给你一张“仓单”，反过来背面就能画咯。其后我就在店铺就地画了下来，后来澳门方面帮我出画册的时候一并把这张写生稿也收了进去。这就是我画兔子的开端。

当年香港有本台湾人办的书画杂志，每年的贺年刊封面图都是当年的生肖，杨善深与赵少昂轮流画，到了兔年，两位师兄不约而同地向社长推荐说，你找黎明画兔子吧。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其实孔雀和兔子都不是高老师教我的。他老人家只教给我写生的方法。他一直鼓励我要去写生，不要闭门造车，而要去观察真实的事物，然后画下来。这一点是他传达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理念，这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画的“师造化”的精神。

南都：您现在还在给学生上课吗？

黎明：有的。过去几年有在香港不同的大专院校里教画。譬如在东华学院教的五年间，我当教授，我太太当客座副教授，30人一班，每个学期上14次课。每个学期我都会安排两次课到广州上，一次是在十香园，了解岭南画派的历史，了解“二高一陈”，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另一次是到广州艺术博物院，那里有高剑父纪念馆。我现在教的这批学生都来自岭南大学，十到十二人一班，每个星期四晚上七点至九点半，每个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半，学生的学习热情高，导致经常“拖堂”，有优秀的学生周末还要到宝马山房(黎明的画室)来开小灶。我也喜欢一班年轻人陪着“打牙架”(粤语：聊天)，这样我也会忘记自己的年龄。

南都：听说在春潮画会，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学画是可以不交学费的？

黎明：是的。这是我们岭南画派特有的传统。当年高老师师从居廉学画时，也曾因交不起学费而放弃，居廉知道后免费让高老师学画，还让他住在家里，免费食宿。高老师后来把居廉先生这种美德延续下去，像我、关山月、黎雄才等人当年学画也是免学费免食宿的。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这样，也希望我的门生以后也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此外，我和太太在广州美术学院也设立了一个黎明黄咏贤奖学金，奖励中国画学生，这也是高老师对我的影响：培养可造之才，疼爱学生。

记者手记——

十一年师生，一辈子“父子”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目前香港和内地之间还不能正常通关，南都记者对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黎明先生的专访是在线上进行的。采访当天正值其所住的大厦在维修，动静特别大，我们的联机只好趁着工人停工吃饭、休息的空隙进行，中午1时半开始，直到下午3点黎老准备午睡时结束。这样一来，谈话就被迫分成了两次，但这种聊天却是非常愉快的。

虽然隔着电话线，但记者依然能从黎老言语中感受到其世家公子矜贵持礼的做派。有时候信号不好，一句话要重复多次，他从未露出哪怕一丝的不耐烦，甚至会为自己听不清楚问题或者记者请求复述一遍而道歉。据黎师太透露，其实黎老患有睡眠窒息症，吞咽功能受到影响，有时口水分泌多了，也会呛着。第一天的采访，黎老一时兴奋讲多了，第二天起来就有点咳嗽，即使这样，他依时坐在手机旁边，由黎师太讲述，他在旁边做补充。

在黎明眼中，高剑父是一位高山仰止的伟人，上阵能杀敌救国，解甲能当大画家。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年代，风声最紧的时候，他敢把炸药藏在自己的床底下……黎明师从高剑父学画十一年，与高老师缔结了一种亦师亦父的非常关系，对黎明的人生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十一年的师生关系足以让黎明怀念一生。九十二岁的老人对与高老师的相处一点一滴都记得很清楚，尤其是讲到高老师逝世前一年生日那顿难得的“饭食”的时候，他哽咽了。高剑父去世的时候，黎明曾撰挽联以志哀思：“惜寸复惜分，愧我难学一德；乱画哀乱世，如师各合千秋。”2007年，黎明与夫人黄咏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将高剑父的墓地从澳门迁往广州，一代宗师去世半个世纪，他的遗骸终于回归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