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利用并举 让古籍活在当代

中国文化报集体采写

古籍保护是手段，传承利用才是目的。近几年，在政策引导和项目推动下，我国古籍保护利用开创出崭新局面。古籍保护机构、高校、图书馆和媒体持续创新机制与服务方式，在“好用”与“用好”上下功夫，通过数字化、出版计划、公益推广等途径，让古籍走出高阁、走向大众，重焕光彩。

公益推广活动形式多样

9月8日，“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在浙江宁波的中国港口博物馆开幕，让观众全方位了解这部旷世宏编及其传承历史，感受中华典籍与文明的厚重。

“宁波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核心港口。千百年来，宁波灿烂的港口文化令人震撼，让人为之自豪。”宁波市民石冬冬说。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的四大专藏之一。2018年以来，国图在全国各地举行《永乐大典》巡展，深受欢迎。近4年来，国图通过组织话剧展演、青少年传统文化研学游，制作纪录片和直播节目，不断丰富活动的趣味性、知识性，让古籍知识不断深入公众日常生活。其中，国图在全国发起中华传统晒书活动，30多个省区市数百家单位晒出珍贵古籍近千种，形成线上线下联动、东西南北呼应的浓郁书香氛围。

明代典籍《十竹斋笺谱》被誉为“彩色套印版画的开端”。陕西省图书馆开发馆藏《十竹斋笺谱》，以日历的形式让典籍“活”了起来。“每幅笺画都包含文化寓意，并且风雅唯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息缩影。”西安市民覃先生说，2023陕西省图书馆日历《十竹斋笺谱》，让他每天的工作更有韵味。

上海是我国古籍保护利用的重镇。近5年，上海图书馆推出的“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墨彩斑斓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等古籍主题展“爆款”，社会反响强烈。“不仅要把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保存好，还要让它们为社会所用。只有服务读者，才能体现这些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价值。”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周德明说。

河北省图书馆出品的古籍微故事系列纪录片《典籍背后有故事》，展示藏书家的“书式生活”。河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冉华介绍，《典籍背后有故事》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布后，部分作品点击量超过10万，提升了古籍保护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几年来，全国各地通过中华传统晒书、古籍主题展览、文创体验店、古籍教学实践和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等丰富多样的公益推广活动，让公众了解古籍、走近古籍。

整理研究出版成果丰硕

在中国出版界，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声名远播。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1年，中华书局古籍中心年发货码洋超过2亿元，占整个中华书局总码洋的1/3。无论是从出版品种还是发货规模来说，均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增长。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古籍资源丰富。近年来，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与各地方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和高校合作，以区域文献和专题文献为中心，策划实施“广东省古籍地方文献整理出版计划”，完成多项古籍地方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继《广州大典》（520册）之后，中山、东莞、韶关、茂名等地纷纷推出地方历史文献丛书，广东省地方文献出版工作硕果累累。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倪俊明介绍，为加强古籍的再生性保护，这些丛书采用影印方式出版，通过文献载体的转换，最大限度地保留古籍的原貌，保存乡邦文献的“原生态”。这可以使人们通过新版图书阅读大量珍贵古籍善本，而不必翻阅文献原件，为古籍文献的珍藏提供了“静养”的条件和环境。

今年6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名单，对全国91种项目给予资助。江苏省2家出版单位的《李贺歌诗编汇评》《战国策校释》《本草经集注（辑复本）》《乾隆家具六十年》等10种图书入选，总数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22年，江苏全省古籍影印出版底本超过4000部120万拍，多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重点古籍出版资助项目以及“十三五”“十四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国图出版社是中华古籍出版的高地。近年来，国图出版社扎根古籍行业，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华再造善本》《永乐大典》《国图藏敦煌遗书》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献。国图出版社社长魏崇介绍，上世纪80年代国图出版社即开始历史文献影印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影印出版古籍3万余种。

据介绍，在多年实践中，国图出版社形成了一整套古籍影印出版理论，对不同的类型、相应的步骤均有相关标准和规范，目前正在作为主要单位之一参与“古籍影印标准与规范”研究，为推进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变身“数字”便捷服务大众

今年9月，国图举行“中华古籍资源库”古籍数字资源暨“民族文字古籍特藏”专题库发布。国图联合天津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简称“广西民族古籍中心”）、广西教育出版社等单位机构，发布新建国图馆藏“民族文字古籍特藏”“各地民族文字古籍特藏”“珍秘公天下”3个专题库，新增发布古籍资源1672部（件）。

截至目前，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个人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超过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古籍影像资源超10.3万部（件）。

2022年8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和广西民族古籍中心共同打造的“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实现了广西古籍搜集成果的数字化共享，支持在线阅读、快速检索、文图对照等功能，为广西的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同步推进、相互关联、融合发展提供平台支撑。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韦如柱表示，“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台建设初具规模，拟收录广西各民族古籍近3万册（件），包含民族文字典籍、民间文书、碑刻铭文、口承文献等特色门类，同时依托平台建设收录相关传统文化的数字资源，分14个数据库进行建设。

像广西一样，近几年，广东、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建设，成果丰硕。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建成“缩微文献全文数据库”，收录古籍地方文献120万拍；截至2022年，江苏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纸本数字化超过2.5万部1500万拍，全省40家古籍收藏单位建有各类古籍专题特色数据库，公开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4000部700万拍；山东省图书馆数字化古籍3000余种52万余拍，已建成馆藏珍本、佛经和易经等文献数据库，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在河南，全省数十家图书馆数字化古籍90多万拍，建成了“河南大学馆藏金石拓本数据库”“开封市图书馆古籍数字化资源库”等古籍数字化服务平台……这些古籍数字资源和服务平台，让曾经深藏的珍贵古籍更好地走向大众，更广泛地惠及学界和社会。

（统稿：宾阳 参与采写：宾阳、谭志红、秦毅、苏锐、王炜、张莹莹、李秋云、范海刚）

案例一

广西：探索民族古籍数字化之路

中国文化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通讯员 韦颖琛

▲ 观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参观“《永乐大典》的回归再造”展 宾阳 摄

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各民族的文化审美和精神理念。抢救保护有良方，整理研究出成果，传承利用显活力。近年来，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广西持续创新机制，探索实施“古籍复制件交换原件”抢救搜集模式、整合资源共建合作项目机制、出版系列成果打造图书品牌、建立数字化平台推动古籍活化利用等工作方式，取得显著成效。

“古籍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利用，‘广西经验’还要不断创新、升级。”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韦如柱说，近几年，广西每年抢救搜集的各民族古籍均在2000册（件）以上。目前，广西各民族古籍超过3万册（件）。然而，此前由于受人才缺乏、出版周期长等多重因素影响，最终整理出版的古籍数量十分有限，能进入大众视野的更是少之又少。

对此，2021年以来，广西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工作。广西民族古籍中心与广西教育出版社联合打造“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台，即依托广西古籍搜集、整理、研究及出版成果开发同步数据库，含“四库一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库”“中华古壮字古籍库”“广西地方特色文献库”“广西经典文献当代转化库”以及“中华古壮字字典（在线版）”。

广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春霞介绍，“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台集成广西古籍搜集、整理、研究及出版成果，拟收录广西各民族古籍近3万册（件），包含民族典籍、民间文书、碑刻铭文、口承文献等特色门类。同时，依托平台建设收录相关传统文化的数字资源，分14个数据库进行建设，可实现古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共享。

据了解，“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台于2022年8月正式上线，目前正进行功能升级及资源采集，预计2023年底完成平台升级。届时，将建成数据库6个，收录碑刻拓片1000件、民族典籍底本200部、图片2000幅、口承文献音视频2万条、数字图书50册。

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难、输入难、编校难、排版难等难题，广西民族古籍中心与广西教育出版社联合探索开发“那蛙古壮字输入法”“那蛙民族古籍智能整理软件”“那蛙壮语词霸”等服务软件。这些软件借助AI技术，对古壮字古籍进行规模化、系统化的字符识别和录入，搭建古壮字数据库以及相关知识库，不仅能大幅提高古籍整理的效率、缩短出版周期，而且能实现全文检索、文本比对、数据分析等功能，为民族古籍的大众传播、交流共享和学术研究提供便利。

“‘广西古籍文库’数字平台的建设围绕数字化时代的需要，不断做既基础又必要的探索性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充满期待。”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业务处处长杨硕说，“希望广西先行先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案例二

安徽：精修“活”用 守好文化根脉

中国文化报驻安徽记者 孔令晖 文/图

▲ 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

9月21日，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师金鑫伏案不语，方寸之间，小心拿捏，一册民国年间的《刘氏宗谱》正在他手中“焕新”。作为本次委托修复的单位，肥西县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本古籍已经修复4个多月了，完成之后，更有利于加深对刘铭传的学术研究，赋能当地文旅发展。

安徽省是古籍大省，2008年，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安徽省图书馆成立，负责组织全省古籍保护，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建立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在省古籍保护中心带领下，安徽省70家古籍公藏单位的85478部723349册（件）古旧线装书，历时14年完成普查登记。

2016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安徽传习所”在安徽省图书馆成立，以项目促保护，不断提升古籍修复专业技能。2017年以来，与基层古籍公藏单位合作开展珍贵古籍修复项目，累计抢救修复珍贵古籍30部172册。2020年，完成安徽省图书馆藏桐城派珍稀古籍修复与研究项目，共修复馆藏珍贵古籍60部243册16648叶。

安徽长期精细化开展再生性保护工作，为古籍的整理出版与开发利用奠定坚实基础。“我们积极从馆藏古籍中发掘文献价值，建设馆藏古籍特色资源数据库，如桐城派作家稿钞本、地方家谱、茶文化资料等专题，开展馆藏特色古籍的数字化。”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石梅介绍，2021年，安徽省图书馆首批馆藏家谱专题数字资源上线。同年4月21日，国家图书馆联合10家单位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安徽家谱”数据库位列其中，总发布量达157部35万页。

前不久，《长安三万里》热播，安徽省图书馆借机以馆藏典籍内容作为基础，以李白为皖赋诗两百首为切入点，通过“典籍中的安徽”系列策划，联合本地媒体，推出文字视频全方位报道，成为传播“爆款”。

2021年12月以来，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策划“典籍中的安徽”系列宣传活动，讲好典籍中的安徽故事，聚焦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馆藏皖派典籍，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公众对安徽文化的认同感，让书写在典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臧春华介绍，目前与本地媒体合作开展“典籍中的安徽”系列活动14期，刊发14篇4万字以上系列宣传报道，被列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年度重点宣传项目。

为扩大典籍活化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重点打造“中华古籍进校园”活动。2019年6月以来，以广大中小学生为主要活动对象，先后派员赴安徽大学、阜南县老观乡中心学校、六安市金安区泰康希望小学、合肥市卫岗小学等学校开展了古籍修复演示、线装书装订体验、雕版印刷体验、古籍抄写体验等8场次“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系列活动，社会反响热烈。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本馆珍贵古籍的原生性、再生性、传承性保护，开发特色古籍数字化资源库，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持续深入挖掘馆藏珍贵古籍的文献价值，加强对古籍文献的学术研究，加大对馆藏古籍的影印出版与整理利用，多渠道宣传推广古籍保护工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石梅表示。

专家观点

“古籍活化”须以人为本

陈 絜

“古籍活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藏与用的矛盾。自2022年《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印发以来，人们明显能感受到古籍数字化、电子化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据最新报道，目前以国家图书馆为龙头的近40家单位，已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超过13万部（件），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了极大的阅读便利，也达到了藏用两不误的初始目标。

古籍整理与利用是一个长久的系统工程，不仅要重视客体“古籍”的活化，更须关注对未来阅读主体“人”的引导与培养。现在的年轻人，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群体不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不认识繁体字，也不习惯阅读旧版式的图书，更罕有机会亲手触及古朴典雅的线装典籍，仅凭内容与形式已然割裂的电子文档，不识“书香”为何物，很难激发出主动学习与研究古籍的强烈兴趣。这就好比一个没有触摸把玩过玉石原件的人，对“温润如玉”“君子如玉”等比况之辞的内涵理解是有极大隔膜的。所以，人们应在观念上多下些功夫，努力在新时代为年青一代创造接触古籍实物、引发阅读与研究兴趣的良好环境。

现代图书馆与传统藏书楼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其开放性与服务性。古籍一旦入藏图书馆，当然需要大力保护。但入藏与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有效利用，而全面数字化后的潜在趋势是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与青年读者）与古籍实物完全隔绝。所以，还应在严格分类定级的基础上，对年代较晚、副本存量较多的普通线装古籍尽量开放，让年轻读者有充分接触实物的机会，从名家序跋、藏家印章、版式、字体、纸张、墨色、装帧式样等细节中领略古籍之美。也就是说，要在古籍的文物性与文化性之间适度平衡，做到藏用两相适。再则，古籍的逐页翻阅实际上还会起到与晒书相似的功效，可以拂去尘土，及时发现纸张的粘连、霉斑与虫蠹。

与古籍相关的各级文化单位与收藏单位，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应定期举办与古籍制作、修补保护相关的展陈，让公众了解从写样、刻版、印刷到装帧这一完整的古书制作过程，传播活字排版、雕版印刷、套版印刷、饾版拱花、木版水印等传统技艺，用简单的模具让公众动手制作古书。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国家图书馆主办、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及各古籍存藏机构具体实施的2023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便具有非常典型的宣传意义。有条件的出版社应适量印制基本典籍类的线装书籍，传统的书籍形式在高度现代化的出版业中还应占有一定的份额，让广大的普通读者体验收藏阅读线装书的乐趣。

高等院校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应该开设文献学、书籍史方面的通识教育课程。同时，中小学教育也不该忽视国学常识方面的内容，在繁体字的辨识上要有适度引导，古汉语的教学比重不可一减再减。

（陈絜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专家观点由中国文化报驻广西记者宾阳采访整理）

2023年10月17日《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