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属于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东境防线“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考古发掘清理遗迹12处，出土各类遗物1500余件组，其中出土的883件文书，为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文书资料，填补多项历史文献空白。其各项考古成果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的场景，为我们了解边塞烽堠制度运行，深化边疆治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的重大发现。

胡兴军研究馆员从地理位置、工作概况、主要收获等方面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介绍。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内的荒漠无人区，西距尉犁县城90公里，东距营盘古城47公里，距楼兰古城233公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属于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孔雀河烽燧群由11座烽燧组成，分布在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长约150公里的范围内，是新疆境内保存最完好的一条烽燧线路。孔雀河发源于博斯腾湖，末端汇入罗布泊，其沿岸道路是史前到汉晋时期沟通中原和中亚最主要最便捷的交通道路之一。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孔雀河中游，地貌特征以盐碱滩地为主，局部生长有茂密的胡杨、红柳、罗布麻等植被。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1896年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次发现。1914年，斯坦因对孔雀河9座烽燧进行了详细调查。2019年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列入“考古中国”项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第一次系统揭露了一座唐代烽燧遗址的全貌。烽燧修筑于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烽燧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由三层或四层土 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栣木垒砌而成。沙堆顶部西侧修筑有相连的三间房屋，采用“减地法”“平地立起 框架式台梁结构”的构筑方式。在保存较好的F2房屋内还发现了凉炕，灶台、木柱。沙堆西南侧发现了一个水塘，以沙堆为中心发现有6处灰堆。烽燧出土遗物年代明确，发现有 “先天”、“开元”、“天宝”等年号，所采集碳十四样本测试结果均为公元700年前后，明确其修筑年代为唐代。

胡兴军研究馆员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挖掘现场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了各类遗物1500多件，其中纸文书和木简883件，为唐代烽燧遗址出土之最，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烽燧出土有私人书信、《韩鹏赋》《游仙窟》等文学作品、佛经残片、禄命书、习字杂写、人物涂鸦等文字材料，还出土了纺织品残片、木器、草编器、陶器、骨器、铠甲残片、礌石等器物，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为还原唐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素材。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文书中新发现了“通海镇”“榆林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苏累铺”“猪泉谷铺”“悭泉谷铺”“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等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以及“楼兰路”“焉耆路”“麻泽贼路”等军事防御线路，填补了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历史文献的空白，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深入研究唐代西域边防体系，丝绸之路交通保障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的重大发现。遍布天山南北的烽燧遗址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在维护丝绸之路交通畅达，保证国家统一西域社会稳定的方面都起到过积极重要的作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发掘揭露了唐代烽燧诸多细节，军事文书中所涉及“计会交牌”、“平安火”制度的实物为国内首次发现。以《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文书为例，该文书是横岭烽向其上级机构通海镇汇报辖区内近期巡逻情况的牒状。文书记载了横岭烽运用“土河”的侦查方式，每日在所属防区管辖内的楼兰路沿途进行巡逻侦查，巡查期间只发现了牛蹄印，并未发现人马踪迹，表明横岭烽辖区内的楼兰路沿途处于平安无警状态。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对深化边疆治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因地制宜，在天山以北实行和中原地区一样的郡县制，在天山以南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焉耆镇作为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连接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唐代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对焉耆镇的管理：政治上，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任命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地方事务；经济上，广开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军事上，在交通道路沿途修筑关隘，建筑各级军事保障措施，加强焉耆镇的军事防御能力。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的文书展现出沙堆烽和周边烽铺、镇戍、守捉等存在密切联系，首次让我们系统了解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制度下的军政运行方式，是唐代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效管辖、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是一个开拓进取的年代，一批批将士前赴后继，从中原内地来到西域边塞进行戍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中也发现了有关酬勋加赐的文书残片，其中两份文书与李巨源相关，记录了他收到征兵文书，到长安附近集结，远赴西域被分配到沙堆烽进行戍守，从一个普通戍边士兵成长为“戍主”。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的文书记录中既有张玄表、汤嘉惠、高仙芝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在焉耆镇活动的记载，也有张三郎，马六郎等普通士卒在焉耆镇活动的记载，还有于阗兵二十人在焉耆镇镇守的记录。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唐代纸文书”或“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韩朋赋》残片”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发掘，除取得了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这些重大收获外，还大大丰富了民族关系史、社会生活史、交通史、文献学、书法艺术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

与谈环节，焦天然结合自身研究谈了关于汉唐烽燧的一些思考。她以居延遗址中的地湾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为例，对比了汉唐烽燧地理环境、周边生态、建筑方式等异同。进而谈到汉代烽燧屯戍日常：戍卒在烽燧的主要职责是“谨候望、警烽火”，要严格按照“烽火品约”传递烽火信号，每天巡视天田有无人马痕迹，还要轮流做杂工，居延出土汉记录的戍卒日常工作有修筑和维护鄣塞、割茭伐苇喂马、伐薪制炭、运粮舂米、管理菜园等各种工作。她提出，从汉代戍役制到府兵制度，再到唐代天宝年间废府兵改募兵制，兵制的变革可能会改变基层吏士卒的生活状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木简和纸文书的出土也体现了中古时期生活方式和知识传播的变化。汉代士卒在入伍之前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戍守的时候才有机会进行习字和写文书的训练，所以河西汉塞中《苍颉篇》《急救章》等字书多有出土。而唐代因为科举制度的兴盛，导致了教育的下移，敦煌文书中众多蒙书表明唐代儿童已经接受习字和开蒙教育，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的《韩朋赋》《游仙窟》等文学作品可知当时戍卒的识字水平和文化水平要高于汉代。

崔启龙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出关事迹为线索，介绍了唐代烽堠制度的相关内容，指出玄奘西行途径瓜州边塞烽堠，均是依水源沿途设置，负责边防警戒、查验过所，这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及唐代文献展现的情况吻合，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文书所见军镇烽堠稍有不同的是，瓜州烽堠可能是受当地州县管辖，其中供役的烽帅和烽子也多是本地丁壮。玄奘“偷渡”烽堠曾得到胡商助力，结合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西州都督府勘给过所案卷》及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文物可知，烽堠虽是军事防御设施，但与商贸活动关系紧密，丝路沿线的胡商常往来于烽堠之间，故而尽知其间虚实。玄奘最终得以顺利越过烽堠，一方面得益于烽帅王祥、王伯陇的放行，此二人俱是佛教信徒，这可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中所出佛教典籍残片参看，展现出唐代边塞士卒的信仰生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唐代初年烽堠制度的未臻完善，此后在西域边塞实行的游弈“计会交牌”制度，弥补了烽堠静态管理的缺点，强化了边境人口流动的动态管理。

最后，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对本次论坛的主旨进行了总结。他引用启功先生的诗句“风流江左有同音，折简书怀语倍深。一自楼兰神物见，人间不复重来禽。”谈到：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到文明的统一性与延续性。我们今天讨论从汉到唐，有继承也有创新。传世文献还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些都特别有赖于考古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