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设备包含在建筑设备中，今天主要指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洗涤等卫生要求以及收集排除生活、生产中产生污水的设施设备的统称，包括水龙头、洗涤盆、马桶、小便斗、洗脸盆、浴缸、给排水附件等，是近现代城市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功能设施。卫生设备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产物，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中文“卫生设备”一词也是从日文间接转译过来。上海开埠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市政建设，与此同时，建筑设备特别是卫生设备的引入和发展，助推了上海在中国近代建筑业中形成领先的地位，也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示范城市。建筑设备虽小，在上海都市发展、文明演进中容易被研究忽略，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上海的城市供水

开埠之前的上海，与其他江南众多的城市一样，是传统的农耕社会生活模式，人们从江河及井渠取水。开埠后，随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产出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城市河流受到严重污染。特别是上海县城里的河道，因居民密集、秽物堆积而腐浊不清，取用河水虽用明矾澄清，仍腥臭难闻，城市环境卫生日趋恶化。一些因外侨喝不惯带海水咸味的黄浦江或苏州河水，只好在租界内开凿深井取用水。随着租界城市的扩张及居住人数的急剧增长，商用、市政、消防用水不断增加，但同时水体污染也在不断增加。作为主要生活取水源的黄浦江变成了上海城区最大的秽物排泄处。到1870年代，上海水体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鉴此，租界西人不断呼吁兴建自来水厂，改善居民用水状况。

1883年6月29日，上海自来水公司在杨树浦水厂举行开闸仪式，李鸿章出席并应邀为水厂打开水闸。这宣告了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系统首先在上海启用（图1）。之后，1898年，法租界公董局也在董家渡动工兴建自来水厂。1902年董家渡水厂正式向法租界供水。上海租界市政建设给城市所带来的变化也刺激了华界地区以租界为榜样的市政近代化进程。华界在1897年，开办内地自来水厂，到了1902年完工，陆续向江南制造局、外马路及城厢供水。而租界北面的闸北水电公司于1911年建成供水，初供水时，每日出水量为9090立方米，可满足10万居民的用水需求。

图1 自来水塔

上海给水事业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市民的健康程度。随着上海供水网的建成，并随着它对租界和华界迅速发挥着作用，对上海民众健康的最大威胁清除了。公共卫生的发展推动了都市民众公共意识、健康意识和安全意识的增长，也使得上海成为大陆地区卫生习惯及城市卫生最好的城市，与一百多年前给水设施普及的积淀密切相关。

上海卫生设备的引入

包括洗涤、卫浴在内的卫生设备是西方现代生活的象征，在没有通自来水之前，上海租界的部分洋人已经在房屋设置有浴室了，但其水源应该是自行解决的。饭店是开埠初期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也是当时卫生设备需用最多的建筑类型。在上海自来水接通后，1887年，德国人开设了客利饭店（Kalee Hotel）当时也已经带有独立卫生间并提供冷热水（图2）。而后的汇中饭店等高级旅馆都是配备冷热水俱全的独立卫生间，这样的客房配置成为上海高档旅馆业的标准。在煤气和自来水都接通后，煤气热水器成为高档家庭卫生间的标准配置，而煤气公司也适时推出各种新式煤气热水设施满足需求。同样，由于取用热水的方便，专业洗浴场所也开始增多。1908年，金陵东路183弄8号开设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室内设备用具皆从欧美购买，并有定造的汽水机炉，各浴盆都装有冷热自来水龙头，这是外滩地区第一家高档浴室。淋浴在上海不仅成为新的卫生习惯，也成为一种高级休闲享受。

图2 客利饭店外观及客房卫生间

抽水马桶开始是通过《上海新报》在1866年介绍到上海（图3）。但因当时无系统的给水设施，这种新式的抽水马桶无法普及。到了1883年自来水接通后，抽水马桶开始首先在西式饭店：如客利、理查、汇中饭店中安装起来。但当时由于当时生活污水特别是粪便水不能直接排入城市市政下水道，这些水厕的排污是由房屋所有者自行建造化粪池的方式解决的。直到1918年7月，工部局董事会同意对抽水马桶征收附加税，这也可被看作官方正式同意抽水马桶的使用的开始，从此抽水马桶在上海成为室内高档卫生用具并开始大量推广起来。

图3 《上海新报》在1866年介绍的抽水马桶

上海卫生设备的发展

20世纪后，随着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近代建筑业进入一个迅猛发展时期。建筑设备，特别是卫生设备开始大量进入上海建筑，成为上海近现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当时很多建筑还披着古典的外衣，但内部都已布置了先进的卫生设备。建于1905年上海汾阳路的原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住宅，其卫生间洗浴设备，分为站立式和浴缸两种设施（图4），站立式淋浴器可以上下立体喷水，非常少见，该设备目前还可以继续使用。建于1927年上海外滩源的光陆大厦其排水系统非常先进，每个卫生器具都设器具通气管，即使在现代，也是标准非常高的系统。由于每个器具上都需要通气，因此每个马桶上都有两个出口（图5），一个用于排泄污物，一个用于排气。可见当时对于卫生设备系统的重视。1934年于福州路建成的都城饭店有十四层高，属于当时的摩天大楼，卫生设计非常复杂，给水系统特别分为三种类型：马桶、浴缸和洗脸盆，其中马桶单独给水。而在排水上，马桶污水和盥洗废水也采用两套系统，但通气系统合并为一，因此整个管道系统管道非常多，有90个回路，可见其复杂性。这样将给排水系统分为盥洗和马桶两部分单独处理的方式，其建筑卫生档次非常高，和当今卫生设备系统的理念看齐。

图4 汾阳路住宅卫生间

图5 当时双出口马桶样式

卫生设备的引入也改变了传统上海住宅的居住特点，卫生间的出现和设置成为上海近代住宅演变的主要因素。中国传统式住宅只有客房、厢房和余屋，并无卫生间。随着市政给排水系统的完善，室内卫生间开始在里弄出现，而后发展到多个卫生间，这也导致了里弄类型的转变。新式里弄住宅吸引房客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与老式石库门住宅的另一个巨大差异，即具备了合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家居设施。新式里弄不仅有现代卫生间，还有锅炉房，提供热水及采暖（图6）。卫生设备的加入使得住宅的现代化得到了实现。卫生间的数量及配置同时也成为居住等级的特征，卫生间成为居住品质的标志，在卫生间的使用过程中也改变了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朝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更进一步。

里弄建筑给水图

上海卫生设备与都市现代性

随着上海城市快速发展，在1920、1930年代城市建设达到了高峰，无论从物质上还是文化上，上海实现了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的表意系统的转变。建筑设备作为西方引进的新式器物，日常使用产生的体验所营造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时各种媒介关注的焦点。人们被这些现代建筑和新式器物所吸引，并成为社会生活观察与描写的对象，艺术作品展现与铺陈的背景和空间。电扇、吊灯、电话、热水汀、现代化的卫生间里的马桶、浴缸，成为摩登空间的必须装配，也构成了一幅幅现代摩登生活的图景，卫生设备成为时尚的要素和时代风格的表征。

卫生设备成为了文学艺术表现的场景：上海作家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将享乐的感觉与浴缸联系在一起：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了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

浴缸这种设施在张的眼里成为一种物质愉悦的象征，而这种描述的方式，包括这种愉悦却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复杂感受。

卫生设备也成为电影表现的场景：

图7 电影《残春》中非常有名的浴缸剧照

1933年，影星徐来主演“明星”影片《残春》中有张非常有名的浴缸戏剧照（图7）。这段轰动的浴缸戏在当时显得有些惊世骇俗，引发了不少争议。这是国产电影首次将卫生间和浴缸作为场景的主角来表现，浴缸中女性含笑遮掩着裸体，体现出时尚前卫的生活观念、表达了女性的解放和对传统的反抗。场景的实现则通过了西式的卫生间：墙面贴着瓷砖，奢华的浴缸，而这些装置都是在传统中国建筑中没有的。在这里，使用浴缸进行洗浴不仅表达了清洁身体是现代生活的必需，也让洗浴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感的仪式，代表了摩登生活的欢愉和享乐，体现出一种与传统生活观念的决裂。这种视觉主体的转换，其实是电影导演对上海20世纪30年代社会及空间身份的再认识。在当时，可能没有比西式浴缸这种设备更能体现那个时代追求的生活感觉了而无疑，这种场景的搭建都落在了浴缸这种现代设备上。

此时卫生设备作为西方先进的器物成为广告的宠儿：西方的卫生洁具成为推广现代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器物之一。美国斯坦达（Standard）是当时进入中国营销最成功的外国卫生洁具品牌。其一系列的广告完整建立了卫生洁具与都市卫生和文明的关联，成为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研究中典型案例。如广告图（图8）所示描述了一个中产阶级新屋落成邀请男女宾客莅临参观的情景（广告词中用男女宾客而没有用亲朋好友，说明当时中产阶层认为的主要社会关系是同事而非亲属，这也体现了一种现代都市的特征）新屋美轮美奂，现代的卫生间和高档的卫生设备是最值得主人骄傲的地方，也是访客参观的重点：名牌卫生洁具典雅绝伦，与房屋档次相匹配，尽管房屋的主人穿着传统的中式服装（这个阶层因此被称为长衫阶级，但对西方现代生活的追求却丝毫没有牵绊，这也体现出了上海这个地方西中兼容、新旧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现代性）。在这则广告里，让人羡慕的摩登居住生活通过房屋高档卫生洁具的装配实现了。

图8 斯坦达洁具广告

而在斯坦达洁具的另一则广告图（图9）表现了两个运动完毕的青年男子准备在一个现代豪华的卫生间里沐浴, 其中的广告词这样写到：

网球、足球、篮球记各种运动游戏为增加健康所必需，宜每日行之，惟运动而后，精神反觉疲乏，必须入浴以振刷之，若家中装有新式浴室，则可享用无穷。浴室设备，以美国斯坦达公司最为高尚，色彩最为齐备……

在这则广告里，卫浴设施的设置与当时最时尚的生活方式—各种西式的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强调出当时社会风尚之间的关联：体育运动后进行沐浴应成为一种必需，运动之后必须使用浴室来沐浴，这两种活动都关系着健康与卫生，这也是当时推崇的摩登生活观念。于是，卫生设施及其产生的相关活动——沐浴作为摩登生活方式被推广开来。

图9 斯坦达洁具广告

这些设备产品广告准确地把握了上海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观念变化，并将卫生设备、建筑与现代生活诠释为彼此的延伸，从而建构起了上海摩登城市的集体认同。建筑卫生设备使用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在广告载体中作为社会观念在上海社会传播开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上海的社会文化进程。

由于上海城市在当时中国的独特性，上海人优于国内其他地方首先使用和感受和西方物质文明的便利，特别是对日常的建筑设备：电梯、马桶等的先一步使用，这也造成了上海人独特的优越感。比如，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文人多有一种优越的“沪居”心理优势。抗战胜利后，外地干部进入上海，不会使用马桶，申报等各种上海报纸上经常会有：《党部同志不认识抽水马桶》《重庆客不贯抽水马桶》《重庆客趣闻不识都市抽水马桶，保险箱三锤三万元》等文章通过对于人对于马桶这种现代卫生设备的了解与否及使用能力来显示一种上海居住的现代性和优越感。

上海近代卫生设备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建筑的现代化功能，同时也成为上海摩登都市承载物的象征，成为上海城市现代化、文明演进和城市文化塑型的一个表征，并在视觉文化传播的视野中，卫生设备及其依附的学科体系、文化内涵，都最终和建筑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和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言人。挖掘上海卫生设备的文化内涵和遗产价值，并对历史建筑中还残存的卫生设备进行抢救性研究和保护，可以让我们对上海的城市特征和文明演进有更全面的认知。

（本文作者系《建筑遗产》学刊组稿人、上海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