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1年10月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云南昆明成功举办后，COP15第二阶段会议继续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旨在制定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这也是第二阶段会议最重要的预期成果。“框架”将擘画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推动各方扩大共识

　　目前，本次会议进程已经过半。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为推进“框架”各方已制定了清晰的路线图。截至10日第一次进程盘点，会议已通过一批重要但争议较少的议题决定，约占会议全部决定的三分之一。12日至14日，将对“框架”关键议题形成升级版草案，仅留下需要高层政治推动的议题以及和其他议题相互关联的议题。

　　作为本届大会主席国，中国一直积极推动“框架”磋商进程。据黄润秋介绍，中方已组织召开了近40次COP15主席团会议，并与《公约》秘书处一道先后在日内瓦、内罗毕等地主持召开了四次“框架”工作组会议，为推动“框架”磋商作出重要努力。

　　自COP15第一阶段会议结束以来，中国利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二十国集团环境与气候部长联席会议、第77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活动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生物多样性日等场合和时机，组织召开COP15重要议题交流会、高级别圆桌会等，与各国就推动第二阶段会议成功召开进行沟通协调，有效提振了COP15政治势头。

　　黄润秋表示，作为COP15的东道国，中国将努力推动各缔约方扩大共识，相向而行，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的保护目标，服务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30年长期目标，以及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中国政府已经花费大量时间，努力推动‘框架’磋商，并组织众多活动，与各方领导人双边讨论，为制定并通过‘框架’积极准备。”《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金问题成矛盾焦点

　　虽然在中国的积极协调和多方共同努力下，“框架”结构和核心内容已确定，但是各方在框架文件的具体内容上依旧存在不少分歧。

　　首先，由于196个缔约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生物多样性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执行能力各异，在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等重点议题上仍存在一些争议。

　　正如穆雷玛指出的，196个缔约方就有196种不同立场，“这些不同立场需要谈判才能达成协议，并非所有缔约方都能百分百达到预期目标，因为每个缔约方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先事项……每个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框架’将是通用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框架。我们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不让任何人掉队”。

　　第二，谈判中最突出的一个矛盾焦点是资金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第一个十年目标“爱知目标”没有达成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技术。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承诺达成雄心勃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但包括如何调动必要资金等关键问题目前仍未解决。该组织说，据估计，目前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每年高达7000亿美元。对此，发达国家表态消极。　　

　　“资金问题仍是目前每次谈判中最困难的讨论内容。”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马尔科·兰贝蒂尼在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大部分资金需求来自全球南方，那里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更高，但保护手段更少。毫无疑问，这次会议应该就增加对南方生物多样性的资助达成一致。”

　　第三，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是另一个谈判难点。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大量遗传资源被发达国家豪取强夺，而由此产生的惠益却并未与它们共享。其中，发展中国家认为数字序列信息，即基因测序信息是遗传资源，但发达国家对此持不同意见。

　　此外，具有争议的问题还包括是否涵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土著人群和当地社区进入保护区的权利，以及为确保保护区得到有效保护并落实“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提供必要的执行手段等。

　　应兼顾雄心和务实

　　谈到什么样的“框架”才能被视作成功时，黄润秋说：“我认为不仅要看我们谈成多少，关键要看我们今后能实现多少，这两方面都得考虑。”他表示，作为主席国，中方希望本次大会达成的所有目标和承诺各方能够接受，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

　　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兼顾“框架”的雄心和务实平衡，具体表现在：一是能否建立与“框架”目标相适应的资源调动体系，包括资金、技术、能力等方面；二是能否确保“框架”得到有效执行，包括规划、报告、国别审查、全球审查、广泛参与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支持等；三是能否调动广大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全面参与，平衡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我们没有地球B。”穆雷玛警告说，生物多样性丧失已经关乎人类生死存亡，“如果现在不采取紧急措施，达成能够更好保护自然的全球协议，我们将面临毁灭”。